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关于防范信用卡犯罪行为内部掌握标准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23 10:36:02 浏览:9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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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关于防范信用卡犯罪行为内部掌握标准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关于防范信用卡犯罪行为内部掌握标准
建设银行
一、伪造信用卡
伪造信用卡是以骗取资财为目的，仿照发卡银行发行的信用卡的式样或非法获得有关技术数据，非法制造假信用卡，冒充真信用卡的行为。有下列情况之一，即作为“伪造信用卡”处理。具体包括：
（一）仿照发卡银行发行的信用卡非法生产制造；
（二）非法获取发卡银行的空白信用卡，进行非法凸印、写磁的伪造信用卡；
（三）非法对发卡银行发行或尚未发行的真信用卡的凸印内容部分或全部烫平，然后重新凸印，或对磁条内容进行非法修改、重新写磁而制成的伪造信用卡；
（四）对他人信用卡的签名进行非法涂改、擦消，然后重新签名的假冒信用卡；
（五）利用作废的信用卡或其他带有磁条的卡片非法写磁，在ＡＴＭ、ＰＯＳ等设备上进行诈骗的假冒信用卡。
二、作废的信用卡
下列情况之一，即作为“作废的信用卡”。主要包括：
（一）发卡银行委托信用卡生产厂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品；
（二）发卡银行对空白信用卡凸印、写磁时产生的废品；
（三）超过有效期限的信用卡；
（四）被发卡列入止付名单的信用卡，包括持卡人挂失生效的挂失卡；发卡银行提出止付或紧急止付的止付卡等。
（五）持卡人销户、更换新卡时退回发卡银行的失效信用卡；
（六）各种样本卡。
三、冒用信用卡
冒用信用卡是指非法持卡人冒充、使用合法持卡人信用卡骗取资财的行为。下列行为之一即属“冒用信用卡”，包括：
（一）盗窃他人信用卡、密码；
（二）盗窃发卡机构尚未发出的新卡、密码；
（三）拾取他人信用卡并冒充他人名义进行使用；
（四）拾取发卡机构遗失的信用卡进行非法使用；
（五）非法获取他人信用卡及密码，在ＰＯＳ机或ＡＴＭ机上冒充他人使用；
（六）借用他人信用卡，冒充他人签字进行使用；
（七）非法获得《领卡通知》和／或身份证明，冒领使用；
（八）利用工作之便和其他非法手段，以伪造或修改记帐凭证、更改电脑帐户资料等手段直接冒用持卡人信用卡帐户资金；
（九）商户收银员、银行工作人员或不法商户利用各种持卡人的有效信用卡非法复制签购单或非法在ＰＯＳ机上操作冒用。
四、恶意透支
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发卡银行资金为目的或明知自己无力偿还仍使用信用卡进行透支的行为。持卡人有下列行为之一即属“恶意透支”，具体包括：
（一）恶意办卡。以伪造的身份证明、营业执照和其他信用资料，或非法私刻、偷盖公章，伪造本人或担保人等资信证明文件，骗取发卡银行给其发卡，并使用骗得的信用卡进行透支；
（二）持卡人串通商户，对同一笔交易采取分单压印、差额付现等手段，逃避银行授权监管而形成信用卡透支；
（三）蓄意逃避银行授权，在同月或同周（日）内多次利用免授权限额进行取现和消费而造成的信用卡透支；
（四）超过发卡银行规定的透支最高限额和最长期限仍继续透支；
（五）经发卡银行催告，未及时偿还全部透支款项和利息的行为；
（六）明知自己已透支，却未将已迁移（变动）的通讯地址、电话号码等通知发卡银行，企图逃避银行追讨的行为。
199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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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时限的理论思考与立法构想
吴丹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武汉，430074)
[内容摘要] 举证时限是证据制度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严重影响了诉讼的公正和效率。本文在阐述设立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依据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结合我国司法改革的现状，提出了举证时限设置的立法构想。
[关键词] 举证时限，临界点，证据交换
民事诉讼离不开证据，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而举证时限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诉讼中是否承担不利裁判风险的一个分界。一般认为，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 [1] 。这个定义揭示了举证时限的两层含义：其一是限定的期间，其二是法律后果，包括逾期不举证时一方当事人应承担的不利后果和另一方当事人相应获得的有利后果。我们认为，第一层含义是形式上的，第二层含义为实质上的，只有以法律后果为支撑，限定期间才不致落空。所以，从根本上说，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置，是为保障举证责任制度落实的重要手段，乃举证责任制度的基石之一。
我国民事诉讼法典对此规定含糊，给举证制度的实施带来种种弊端。诸如当事人持有证据但故意不向法院提交，以期在庭审中“突袭”而制胜，或一审中故意不提出而在二审乃至再审中以“新证据”提出，达到后发制人的效果。有学者曾在新民诉法典实施后提出建立举证时限制度的建议[2]，然而关于举证时限的理论并为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在民事庭审改革中这一问题日益凸现，有鉴于此，我们愿以此文对举证时限问题作一理论上的探讨，并提出总体的立法构想。
1、 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基础
对于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基础，鲜有学者论及，然而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是建构举证时限制度须体现的价值追求和考虑的深层依据。我们试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之：
（一）举证责任涵义。举证责任是指诉讼上无法确定的某种事实（确定一定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的存在时，对当事人产生的不利后果（其所主张的有利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认的后果）。[3]在认识和理解举证责任的问题上不仅应当把握举证责任的形式，还应当从举证责任的内容和后果上来认识。即使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如果对提供证据的时间及逾期举证的后果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举证责任也就形同虚设了。举证时限制度正是为了克服这一缺陷而设计的。它规定了当事人若不在限定的期限内举证，将失去证据的提出权和证明权，即承当举证责任的败诉风险，由此举证责任才得以真正贯彻和落实。而且举证时限制度给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一种外来的时间上的和不利后果上的压力，能够敦促当事人积极履行举证责任，为求得胜诉而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并及时向法院提出其所拥有的全部诉讼证据，为法院顺利开庭集中审理提供了充分条件。所以可以说举证时限制度是举证责任的应有之意和必然要求。
（二） 程序安定理论。所谓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诉讼的运作应依法定的时间先后和空间结构展开并作出终局决定，从而使诉讼保持有条不紊的稳定状态。[4]程序运作的安定必须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中。庭审是诉讼的中心环节，而证据是庭审的核心，当事人的讼争须围绕证据而展开，法官的裁判也须依据证据作出。如果证据的提出没有时限规定，它可以在一审、二审和再审中随时提出，也可以被任意地推倒重来，那么，法院的终局裁决就具有了明显的不确定性，双方当事人最终的权利义务就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在诉讼中忽视程序安定而追求实体真实的做法，往往是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在作祟。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限定举证的有效期间，尽量减少或杜绝程序的回复和重新启动，保证程序的有序性和稳定性，避免随时提出证据带来的程序动荡。随时提出证据的一种典型情形就是有蓄谋的“突然袭击”（surprise），即一方当事人不是在指定的期间内开示（discovery）证据，而是把证据留待庭审中搞伏击，杀对方当事人一个措手不及。这种突袭策略不但违背平等对抗原则，而且造成讼争焦点不明，程序动荡不定，既判软弱无力，严重影响了裁判的权威性。程序的安定性，作为诉讼的基本价值，应当成为诉讼过程的价值取向之一，受到法院的重视，有时甚至要牺牲其它的便利。
（三）形式真实主义。民事诉讼法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对已经发生事件的回溯，虽然从哲学意义上说，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诉讼不可能无限期的拖延，因此，证据的调查收集会受时间、空间及探知手段的限制，庭审认定的事实依据只能是拟制的“真实”，而非原始状态的实际的“真实”，它必须符合法律的形式规定，并且受制于法律的评价。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审判所能达到的只能是形式真实而不可能是实质真实。”[5]另一方面，由于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标准远底于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确实和充分”的证据标准，因此，以“形式真实”或由“法律真实”作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模式之选择并无不妥。然而，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长期坚持的追求客观真实的证据制度是对上述理论的全面否定。它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事求是的精神，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真理总可以被发现，所以审判人员对案件的认识可以达到完全的真实，即使判决形成也不意味着这种认识活动的终结，有了新证据的提出必须“有错必纠”。在这种理念下，追求案件客观真实成了一种无止境的认识活动，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我们认为，这种观念完全忽视了一个前提，即司法活动是受一定时间限制的活动，它不可能也不应该无限制地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经过程序认定的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都被贴上封条，成为无可动摇的真正的过去。”[6] 法官也不能随意地宣布已经过的程序不算数而要从头再来。在西方，一般把诉讼看成是一种竞技（sport），那么在诉讼这场体育比赛（race）中，双方当事人作为平等的参赛选手，法官作为公平执法的裁判，一切都必须遵循比赛规则。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双方当事人以全部的精力参与竞争，并且共同接受裁判，事后即使再有实力再优秀也不能改变这一结果。虽然，这种形式真实有可能与客观真实存在误差，甚至导致人们所说的“错案”。但这种牺牲应该被认为是保证程序整体公正的必要代价。
（四）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不举证而逾期提出了新证据，有时可能是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能提出新证据，但更可能是当事人出于恶意，故意不提出证据而把它当作“秘密武器”，期待出奇制胜。法律不能约束纯粹的道德，但可以通过约束其意图取得的法律上的利益而加以规制。诚实信用（Good Faith）原则引入民事程序法的目的就在于它可以有效规制诉讼主体地诉讼行为，制约其诉讼权利的滥用，使传统的“敌对诉讼斗争”观念转为符合当今时代精神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公平论战”观念。[7]在这种平等对抗的前提下双方当事人应当本着真实与信用之准则，不能采取突然袭击这种明显的不正当竞争的方式，也不得在诉讼的进行中蓄意主张与先前的程序相矛盾的事实，法官可以依职权禁止当事人运用策略（恶意地）违背先前的立场（position）、出尔反尔。“如果使双方律师一味追求这种诉讼策略和技巧作为胜诉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在实质上就是对诉讼公正的一种亵渎”[8]。所以当事人在法定的期间不行使诉讼上的权能（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基于保护另一方当事人对预期行为的信赖（一方当事人不提交证据，则对方当事人就不必为此作出防御准备），可以不再允许该当事人行使此项权能，即禁止逾期提出新证据。通过规定超过举证时限规定而提出的证据失权这一法律后果，诚实信用原则“在此发挥了一种对当事人诚信，及时行使权利进行督促的作用。”[9]
二、举证时限制度立法之比较
（一）举证时限制度之历史阶段比较
法定顺序主义阶段是举证时限制度的最早立法阶段。德国普通法时代，为适应书面审理的需要，当事人必须严格依照诉讼阶段提供相应证据，如果当事人在该举证阶段错失了举证的时机，该证据则产生失权效果，之后永远不能复出当作证明该事实的证据使用。这种做法与书面审理主义相结合，其好处在于使诉讼程序稳定，但由于过度使审理过程失去活力而变得僵化，而且因当事人举证能力受限制而导致诉讼的拖延，所以被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作为举证实现制度的第二阶段，随时提出主义阶段是对法定顺序主义阶段的一种纠正，它规定证据的提出不限于诉讼阶段，当事人可以按照审理的进度调整辩论的焦点，随时提供诉讼资料和证据，甚至可以在后阶段提出前阶段未曾提出的证据，导致程序的回溯。这种立法规定使得证据提出的自由活泼，但有可能引起举证权利的滥用（如突然袭击），存在诸多弊端。这似乎有对法定顺序主义阶段的矫枉过正的嫌疑。然而，这种做法在一些国家仍然存在。
第三阶段是限制随时提出主义阶段，限制随时提出主义又称适时提出主义，这是当前大多数国家立法中的规定。它对举证时间规定一定的界标（临界点），即保证了诉讼进程的自由活泼，又保持了程序的安定性。[10]证据的限制随时提出主义必然要求在民事诉讼中设立举证时限制度，它不仅有利于诉讼效益的提高，而且有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
（二）举证时限制度之域外立法比较
1． 美国。美国是实行彻底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国家。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
第16条第3款第15项规定法院可以在审前会议（pretrial conference）的事项中确定允许提出证据的合理的时间限制。在法官作出的最终的审前命令（final pretrial order）中，主要就双方当事人将在法庭审理时所需证据开列证据目录，未列于审前命令中的证据不允许在开庭时提出。若当事人违反审前命令提出新证据，法官可以拒绝审理或者限制当事人的证明活动。[11]美国民事诉讼法的显著特点就是审前准备与开庭审理程序分开，审前准备以证据开示程序为核心，要求双方当事人调查取证，彼此了解对方所掌握的材料。由于在开庭审理前就冻结了争点，突然袭击这种几个世纪来一直被认为正当而令人称道的策略才得到抑制。
2． 德国。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可以说是大陆法系的典型。它在1976年修改法典前实行的是证据
随时提出主义，修改后变为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96条规定：“在作为判决基础的言词辩论终结后，再不能提出攻击和防御方法”）。[12]德国原来的法律规定只要在法庭辩论结束之前当事人都有权提出证据，现在规定为在主辩论期日之前提出证据，并且还设立了准备性的口头辩论阶段，当事人应当在此期间提出证据并通知对方当事人，否则其证据失效，在主辩论期日原则上不准提出新证据。
3． 法国。1806年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是近代第一部民诉法典，4． 在大陆法系民诉法发展史上有
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几经修改，至今仍相当先进。法国现行民诉法第134条规定，“法官应规定将证据通知对方的期限，如有需要，并规定通知的方式，必要时可采取强制处分”；第135条规定，“法官可以摈弃那些没有适时通知对方的证据。”[13]在预审程序之后，当事人相互提供的证据被固定封存，即使当事人在事后提出了新的证据，法官也不予审理。
5． 日本。日本民事诉讼法在战后历经修改，6． 1995年后确立了三种准备7． 程序。准备8． 程序的期日
由准备法官指定，准备程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整理争点和收集证据，促进当事人在准备程序的期间内提出全部的诉讼资料，对于准备程序笔录或准备书状里没有记载的事项，在以后的口头辩论中，当事人原则上不得主张。开庭后才出示的证据，当事人必须具备正当理由，并由法官酌情采纳。[14]
9． 台湾地区。台湾在此问题上采取的是“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原则，10． 并且设立了证据实时限
制度，要求当事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举证活动，否则将失去提供证据的权利或负担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台湾民诉法第196条规定，“攻击或防御方法，得于言词辩论终结前提出之。”即将举证时限的终点确定在第一审法庭辩论终止前。[15]
从国外和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的发展来看，对证据提出的期限加以限制应当说是一种趋势，并且都相继规定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相对来说，我国的证据提出时限就有必要进行反思了。
（三）中国大陆的举证时限立法比较
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当事人的举证时限制度。民诉法典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第132条规定“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可以延期审理；第153条规定在二审中可以把一审判决因证据不足而发回重审；第179条规定了再审程序的启动条件之一是“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虽然此条为当事人规定了举证期间，却未涉及逾期后证据是否还可以被采纳是否还具有证据证明的效力，所以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并未规定举证期限。总的说来，我国允许当事人在一审、二审和再审中都可提出证据，也无相应的证据失效（失权）制度，所以认为我国举证制度采取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当无疑义。这种作法在司法实践中至少存在三个弊端：一是难以质证从而影响证据的真实性，二是证据采取突袭性，违背了诉讼的公正性，三是造成诉讼拖延，影响诉讼的效率。现在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许多地方摈弃了以往冗长的庭前审理程序，推行“一步到庭”、“直接开庭”，这对审判人员先入为主、主观臆断的确是一种纠正，但由于相关的程序运作限制了当事人在审前平等充分地进行举证，对方的证据在审前几乎不能获悉，从而为当事人在庭审中搞突袭提供了机会，这不能不说是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因此，作为举证时限制度的配套改革--庭前证据交换制度--也成为必要。
相对于民事诉讼法来说，其它程序法中的举证时限制度还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今年3月开始实施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证据。”第二十六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说明行政诉讼法原则上把举证时限定在一审结束前，而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则更进一步，把举证时限定在了一审开庭前。该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开庭审理前完成举证。当事人完成举证并向海事法院出具完成举证说明书后，可以申请查阅有关船舶碰撞的事实证据材料。”第八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不能推翻其在《海事事故调查表》中的陈述和已经完成的举证，但有新的证据，并有充分的理由说明该证据不能在举证期间内提交的除外。”可见，行政诉讼法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对举证时限的规定已走在了民事诉讼法的前面。
三、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构想
（一）关于举证时限的临界点问题
所谓临界点，即举证时限的起止点或时间界标。关于举证时限的临界点的实质分歧在于：有人认为应把临界点定在一审辩论终结前；有人认为应把把临界点定在一审开庭前。我们认为，关于举证时限的临界点问题不能孤立地讨论，而应放在整个民事诉讼过程中研究：如果把举证时限的临界点定在一审辩论终结前，就意味着允许当事人在开庭后提出新证据，同时限制当事人在终局裁判作出之后以新证据推翻判决，那么现在的二审程序和再审程序都存在改革的必要。如果把举证时限的临界点定在一审开庭前，就意味着必须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冻结双方的争执点，一次性解决证据的集中问题，那么审前程序的证据开示制度就成为配套改革的重点。我们注意到，有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动摇，表明在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与艰难选择。我们认为，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是以法官中立、加强当事人的对抗性为突破口的，因此强调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平等抗辩。由于过去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往往导致“突然袭击”，破坏这种平等性，因此庭审中新证据的提出应当受到限制，而且庭审的集中化要求证据的集中化，所以从程序安定与诉讼公正的高度来看，把举证时限的界标定在一审开庭前应当是证据制度立法的最终选择。
(二)关于审前程序的完善问题
设置有效举证时限的目的，是促使当事人尽早提供证据，而在此过程中的程序保障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纵观国外关于举证时限的有关规定都与审前程序紧密相连，即在完备的审前程序中规定证据的展示制度，在开庭前解决证据的集中问题。而在我国的诉讼法学界一直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审前程序无足轻重，特别在新民诉颁布后更是弱化了审前程序的功能。我们认为设置举证时限必须有配套的审前程序加以保障，诉答程序和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是值得考虑的选择。民诉法应第113条规定被告必须在法定期间提交答辩状，以便原告了解被告提出的证据，组织有效的抗辩。而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则是根据国外的立法先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目前在广东上海及青岛正进行试点。但问题是在现行民事诉讼法还有效的情况下，在法院规则中规定证据交换甚至举证时限这样重大的制度是否妥当，我们认为要解决根本的问题只能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或制定证据法来进行。
（三）关于举证时限的例外问题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实施《城市绿化条例》办法
（1995年5月6日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42号发布）
政府令
《天津市实施〈城市绿化条例〉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现予发布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本市城市绿化事业的发展，改善生态环境，美化生活、工作环境
，增进人民身心健康，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根据《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令第100
号），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市区、区县人民政府所在建制镇和独立工业区内进行有关城市绿
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要把城市绿化作为城市基础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组织全民义务植树和各项绿化
活动。
第四条 市园林管理局是本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城市绿化的规划
、建设、管理和监督检查。
区、县园林管理局或城建局、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统称区、县城市绿化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绿化工作。
林业、水利、公路、铁路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绿化工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执行。
第五条 本市城市绿地分为6类：
（一）公共绿地是指向公众开放的市级公园、区级公园、居住区公园、小游园、
街道广场绿地以及植物园、动物园、特种公园等；
（二）居住区绿地是指除居住区公园、小游园外的庭院、楼间绿地等；
（三）单位附属绿地是指机关、学校、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等内部的环
境绿地；
（四）生产绿地是为城市绿化提供苗木、花草、种子的苗圃、花圃、草圃等；
（五）防护绿地是用于保护城市环境、卫生、安全以及防灾等目的的绿带、绿地；
（六）风景林地是指具有一定景观价值，但尚无完善的旅游、休息、娱乐等设施
的林地；
第六条 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文化、环保等部门应加强绿化环境的社会意
义和绿化法律、法规、规章及科学知识的宣传。
飞机场、火车站、港口客运站、公共汽车始末站、公园、街景绿地、商场、市场
、居住区楼间等处，绿地管理单位应设置醒目的绿化宣传牌，宣传绿化法规，增强全
民绿化环境的意识。
各类学校及幼儿园（所）应安排爱护花草树木的教学内容和活动，培养学生和幼
儿保护绿化环境的良好习惯。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城市绿化条例》和本办法的义务，并有权对
违反城市绿化规定的行为进行劝阻、举报和控告。同时应尊重绿化工作人员的劳动，
不得妨碍绿化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和阻挠绿化监察人员履行职务。
第八条 凡在城市绿化规划、建设、保护、管理、科研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
位和个人，由市、区（县）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九条 本市城市绿化规划由市规划设计管理局与市园林管理局共同编制。
市规划设计管理局负责编制城市绿地系统的总体布局和指标。市园林管理局负责
编制专业规划，确定绿地系统的详细内容，具体指标的发展项目。
经共同编制的天津城市绿化规划纳入市城市总体规划。
第十条 根据国家对城市建成区绿地率指标的要求，本市各类绿地占总用地的比
率（以下简称绿地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新建居住区（或成片建设区）绿地率不低于30％；旧居住区改造绿地率不
低于25％。
（二）新建和扩建主干道路绿带不低于25％；次干道路绿带不低于20％。
（三）单位附属绿地率根据其不同功能性质规定为：新建的工业、仓储、商业、
交通等单位的绿地率不低于20％；产生有害气体及污染物的工厂绿地率不低于30％，
并根据国家标准设置防护林带；新建的学校、医院、疗养院（所）、机关、团体、公
共文化设施、部队等单位的绿地率不低于35％。因特殊情况不能按上述标准进行绿地
建设的，必须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将所缺面积的绿地建设资金交给城市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作为易地补建绿地代建费，统一安排绿化建设。
（四）生产绿地面积应适应城市绿化建设的需要，其面积不低于建成区总面积的
2％。
（五）公共绿地中绿化用地所占比率参照《公园设计规范》（DJJ48-92）执行。
第十一条 本市城市绿地按以下分工负责建设：
（一）国家投资兴建的公共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由市或区、县
人民政府负责建设；
（二）单位或个人自建、联建和养护管理的公园、风景林地、防护绿地由单位或
个人负责；
（三）单位附属绿地由各单位负责自行建设；
（四）居住区绿地由建设单位按绿化设计负责建设；
（五）私人新建或拥有的庭院绿地由房产所有人负责建设。
第十二条 绿化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方案按下列规定审批：
（一）公共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以及城市主次干道、大型公共设施、市属
重点建设等项目的绿化规划设计方案由市园林管理局审批；
（二）新建改建居住区绿地、城市一般道路绿化和各单位附属绿地的规划设计方
案由所在区、县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三）绿地内确需建设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方案经市园林管理局审核后由市、区
（县）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各类绿地的施工必须按照批准的规划设计方案实施，设计方案确需改变时，须经
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三条 各项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道路拓宽工程和住宅开发工程等建设项目的
绿化工程，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规划、同时设计、同时安排绿化建设费、同时施工，并
应于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后的第一个绿化季节完成。
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的设计必须符合本办法的第十条规定的指标，各建设单位申
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必须到市或区、县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报审建设项
目的绿地建设指标和完成指标的措施。待审定后，持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书到规
划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十五条 市园林管理局对本市从事绿化设计和施工的单位实行行业管理。对本
市从事绿化设计和施工单位的资质根据国家规定进行审查发证；对外省市进津从事绿
化设计和施工的单位予以资质审查登记、核发许可证。
建立绿化建设工程监理机构，逐步实行绿化建设工程监理制。
第十六条 本市各项绿化建设工程的规划设计和施工必须委托具有绿化工程设计
、施工资质证书的单位。
不得无证或超越资质范围设计、施工。
第十七条 绿化工程竣工后，必须经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验收合格后
方可交付使用。建设单位应将绿化建设工程竣工图送交所在区、县城市绿化行政主管
部门备案存档。
各类建设项目竣工时没有按照批准的绿化设汁方案施工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
部门根据绿地率指标，对缺额部分加倍收取易地补建绿地代建费。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十八条 城市绿地和树木花草的管理责任单位和个人应加强绿地、树木花草、
园林设施的养护管理，适时松土、浇水、修剪及防治病虫害。市园林管理局每年对城
市绿化的绿地率、人均公共绿地、绿化覆盖率、树木保存率、园林设施完好率进行检
查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予以通报。
第十九条 本市城市绿化养护管理工作按下列分工负责：
（一）公共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行道树及市区主次干道绿化带的养护，
由市、区（县）人民政府按设施量投入，分片包干，定人、定量、定费用进行养管；
（二）单位附属绿地和单位自建公园由单位自行养管；
（三）居住区绿地实行物业管理，没有实行物业管理的由产权单位负责养管；
（四）生产绿地由经营管理单位养管；
（五）私人庭院内的绿地绿化由房屋所有人养管。
第二十条 国家保护树木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合法权益，树木所有权按下列规定确
认：
（一）园林、公路、水利、铁路等部门在规定的用地范围内种植、管理和维护的
树木，归国家所有；
（二）各单位在其附属绿地和自建公园范围内种植、管理和维护的树木，归单位
所有；
（三）居住区的树木由物业管理单位种植、管理和维护的，归国家所有；
（四）在私人庭院内由房产所有人自种的树木归房产所有人所有。
第二十一条 各单位、各居住区现有绿地率低于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尚有空地可以
绿化的，应当绿化，不得闲置，不得插建与绿化无关的各种设施。
第二十二条 城市规划绿地一经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
自占用、改变其性质或破坏地形、地貌、水体、植被和历史文化遗址等自然、人文景
观。已被占用、改变性质的城市规划绿化用地应当限期归还。因城市总体规划调整，
确需占用城市规划绿地的，必须征得市园林管理局的同意，并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第二十三条 禁止将城市公共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出租或用作
抵押；禁止占用公共绿地和公园绿地搞其他建设项目；城市国有土地成片出让时，不
得包括其中的公共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和风景林地。
因建设或特殊原因确需占用已建成绿地的，建设单位须向所在区、县城市绿化行
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持建设项目的批准文件、规划部门定位图以及落实补偿措施，
报市园林管理局，根据占地规模逐级审批。
建设单位因建设项目占用附属绿地致使绿地率达不到规定指标的，要按被占用面
积的5倍易地补建或缴纳易地补建绿地代建费。
第二十四条 因特殊原因确需临时占用绿化用地的，应持有关批准文件及1:500
规划平面定位图向市或所在区、县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再报市园林管理局审
批。临时占用绿地的期限不得超过1年。
经审批同意临时占用绿化用地的申请单位或个人，须在7日内与绿地管理单位签
订恢复绿地保证书，缴纳临时占用绿地费和绿地补偿费。
第二十五条 城市内种植的树木不论其所有权的归属，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
自砍伐、迁移、强剪。除古树名木及胸径40厘米以上大树外，因建设确需迁移、砍伐
树木的，须向所在区、县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市或区、县城市绿化行
政主管部门审批签发准迁、准砍证后，方可迁移或砍伐树木。
经批准允许砍伐树木的或迁移的树木未成活的，其申请单位或个人除按规定向树
木所有者支付树木赔偿费外，还应在区、县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地点补栽相
同规格、相当于砍伐数量3倍的树木，或缴纳相应株数的树木代植费，补栽的树木归
国家所有。
市政、公用、电讯、供电、水利、交通、公安、消防等部门，因工程抢险确需砍
伐树木的，可先行处理，但应在48小时内，报市或区、县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绿
地管理单位，补办砍伐树木手续，并向树木所有者缴纳树木赔偿费和补栽树木。
第二十六条 本市城市树木迁移、砍伐的审批权限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市城市各类新建管线应当避让现有树木，确属无法避让的，在设
计中及施工前，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确定保护措施。
电力、电讯、电车、路灯等架空缆线与树木的安全距离由市园林管理局与架空缆
线管理部门协商确定。
揽线不符合有关规定标准的，由缆线主管部门解决；未解决前应采取防护措施，
并配合绿化管理单位按规定标准安排树木修剪工作。修剪费用按双方协议承担。
第二十八条 凡在城市公共绿地（包括预留绿地）、行道树管护范围内开设商业
、服务摊点的，必须向绿化管理单位提出申请，经市或区、县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同意后，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在公共绿地、行道树管理单位指定的地
点从事经营活动，并必须爱护公共绿地、行道树。
凡在公共绿地、行道树管护范围内设置广告的，必须经市或区、县城市绿化行政
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九条 市园林管理局负责规定城市绿化所需苗木、花草种苗、籽种的检疫
对象，划定疫区和保护区，对苗木、花草种苗、籽种进行检疫。市或区、县城市绿化
行政主管部门要做好管辖范围内的树木花草等病虫害检疫、预测和预报工作，适时组
织对病虫害的除治。严禁未经检疫的各种苗木、花草种苗、籽种进入本市。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城市树木花草和绿化设施。禁止下列损坏行
为：
（一）在树冠下设置煎、烤、蒸、煮等直接影响树木生长的摊点；
（二）在树上楔钉、晾晒衣物、拴牲畜或倚靠车辆；
（三）用水泥或砖石封堵树穴；
（四）攀树折技、剥树皮、摘花果、摇动树木、践踏草坪、损伤绿篱；
（五）将树木、绿地盖入营业设施或各类房、棚之中；
（六）向绿地、树穴喷洒溶雪剂，堆放带有溶雪剂的雪，倾倒盐碱污水、垃圾、
渣土、污物等；
（七）损坏花池、栏杆、雕塑、绿化小品及一切绿化设施；
（八）其他损坏城市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
第四章 罚则
第三十一条 市或区、县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设置绿化行政执法机构，并配
备相应比例的绿化管理监察人员，履行城市绿化监察管理职责，进行行政执法活动。
城市绿化监察管理行政执法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辖与区域管辖相结合的原
则。
第三十二条 对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市或区、县城市绿
化行政主管部门分别情况予以处罚：
（一）对未经申报或者未按批准的设计方案施工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或
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10000元以下罚款；
（二）对不能按期完成绿化的，责令其限期完成，逾期仍不完成的，对责任单位
按实需绿化建设费用的2倍征收绿化延误费，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代为绿化；
（三）对不履行申办登记手续、无证或超越资质设计或施工的，责令设计或施工
单位停止设计或施工，限期改正，并对责任单位处以10000元以下罚款，对责任人处
以1000元以下罚款；
（四）对有空地闲置不绿化或插建其它设施的，责令责任单位限期改正，并征收
相应面积的绿化闲置费；
（五）对擅自占用和改变规划或建成绿地性质、临时占用绿地逾期不退出的，责
令责任单位或个人限期退出、赔偿损失、恢复绿地，对逾期不恢复绿地的，由市或区
、县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强行迁出、拆除，由绿化施工单位强行绿化；
（六）对擅自迁移、砍伐树木的，责令其向树木所有者缴纳树木赔偿费，并按砍
伐或迁移树木数量的10倍在指定的地点补种同种规格的树木，可按树木赔偿费的5至10
倍处以罚款；
（七）对擅自强剪树木的，责令直接责任者缴纳树木损失赔偿费，并可处500元
以下罚款；
（八）对不遵守公共绿地、行道树管护的各项规定造成公共绿地、行道树损坏的
，责令责任者赔偿经济损失，并按经济损失的2倍处以罚款；
（九）对未经批准擅自在绿地内设置广告牌的，责令其拆除、迁出，不拆除、迁
出的，强行拆除、迁出，并责令其缴纳拆除、迁出费用和绿地损失费；
（十）对未经检疫进市的各种苗木、花草种苗、籽种，强制检疫，并对责任者处
以1000元以下罚款，经检疫发现病虫害的苗木、花草种苗、籽种，予以没收、销毁；
（十一）对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的，区别情况责令其停止违章行为，限期改正，
赔偿损失，强行拆除或迁出，并可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十二）凡驾驶车辆或从事其他作业撞伤、撞倒树木及其他严重损坏城市绿化设
施的，除责令赔偿损失、补种树木外，并可按损失费的2倍处以罚款；
（十三）对擅自在各类绿地、行道树管护范围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限其
立即撤出，并可处500元以下罚款；造成绿地、树木损失的，赔偿经济损失；对不听
劝阻的，可暂扣或没收其违章经营的物品和用具。
第三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情节轻微，主动改正，消除影响的，可从轻
或免除处罚；对不听从管理或拒付赔偿损失费和罚款的，可暂扣其工具和物品，在其
改正违章行为和交付罚款后发还。
第三十四条 绿化监察人员执行公务时应佩戴识别标志，出示执法证件；否则，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拒绝接受其处罚。
第三十五条 对侮辱、殴打绿化工作人员或阻挠执行公务，以及盗窃、故意损坏
绿化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及时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
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化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
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
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范围内的绿化管理工作，分别
由两区管理委员会按本办法负责。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中所列各项费用收取标准及使用办法按照市财政局、市物价
局和市园林管理局制定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本市古树名木的管理，执行《天津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天津
市人民政府令第17号）。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园林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吴丹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武汉，430074)
[内容摘要] 举证时限是证据制度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严重影响了诉讼的公正和效率。本文在阐述设立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依据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结合我国司法改革的现状，提出了举证时限设置的立法构想。
[关键词] 举证时限，临界点，证据交换
民事诉讼离不开证据，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而举证时限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诉讼中是否承担不利裁判风险的一个分界。一般认为，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 [1] 。这个定义揭示了举证时限的两层含义：其一是限定的期间，其二是法律后果，包括逾期不举证时一方当事人应承担的不利后果和另一方当事人相应获得的有利后果。我们认为，第一层含义是形式上的，第二层含义为实质上的，只有以法律后果为支撑，限定期间才不致落空。所以，从根本上说，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置，是为保障举证责任制度落实的重要手段，乃举证责任制度的基石之一。
我国民事诉讼法典对此规定含糊，给举证制度的实施带来种种弊端。诸如当事人持有证据但故意不向法院提交，以期在庭审中“突袭”而制胜，或一审中故意不提出而在二审乃至再审中以“新证据”提出，达到后发制人的效果。有学者曾在新民诉法典实施后提出建立举证时限制度的建议[2]，然而关于举证时限的理论并为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在民事庭审改革中这一问题日益凸现，有鉴于此，我们愿以此文对举证时限问题作一理论上的探讨，并提出总体的立法构想。
1、 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基础
对于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基础，鲜有学者论及，然而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是建构举证时限制度须体现的价值追求和考虑的深层依据。我们试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之：
（一）举证责任涵义。举证责任是指诉讼上无法确定的某种事实（确定一定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的存在时，对当事人产生的不利后果（其所主张的有利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认的后果）。[3]在认识和理解举证责任的问题上不仅应当把握举证责任的形式，还应当从举证责任的内容和后果上来认识。即使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如果对提供证据的时间及逾期举证的后果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举证责任也就形同虚设了。举证时限制度正是为了克服这一缺陷而设计的。它规定了当事人若不在限定的期限内举证，将失去证据的提出权和证明权，即承当举证责任的败诉风险，由此举证责任才得以真正贯彻和落实。而且举证时限制度给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一种外来的时间上的和不利后果上的压力，能够敦促当事人积极履行举证责任，为求得胜诉而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并及时向法院提出其所拥有的全部诉讼证据，为法院顺利开庭集中审理提供了充分条件。所以可以说举证时限制度是举证责任的应有之意和必然要求。
（二） 程序安定理论。所谓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诉讼的运作应依法定的时间先后和空间结构展开并作出终局决定，从而使诉讼保持有条不紊的稳定状态。[4]程序运作的安定必须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中。庭审是诉讼的中心环节，而证据是庭审的核心，当事人的讼争须围绕证据而展开，法官的裁判也须依据证据作出。如果证据的提出没有时限规定，它可以在一审、二审和再审中随时提出，也可以被任意地推倒重来，那么，法院的终局裁决就具有了明显的不确定性，双方当事人最终的权利义务就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在诉讼中忽视程序安定而追求实体真实的做法，往往是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在作祟。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限定举证的有效期间，尽量减少或杜绝程序的回复和重新启动，保证程序的有序性和稳定性，避免随时提出证据带来的程序动荡。随时提出证据的一种典型情形就是有蓄谋的“突然袭击”（surprise），即一方当事人不是在指定的期间内开示（discovery）证据，而是把证据留待庭审中搞伏击，杀对方当事人一个措手不及。这种突袭策略不但违背平等对抗原则，而且造成讼争焦点不明，程序动荡不定，既判软弱无力，严重影响了裁判的权威性。程序的安定性，作为诉讼的基本价值，应当成为诉讼过程的价值取向之一，受到法院的重视，有时甚至要牺牲其它的便利。
（三）形式真实主义。民事诉讼法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对已经发生事件的回溯，虽然从哲学意义上说，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诉讼不可能无限期的拖延，因此，证据的调查收集会受时间、空间及探知手段的限制，庭审认定的事实依据只能是拟制的“真实”，而非原始状态的实际的“真实”，它必须符合法律的形式规定，并且受制于法律的评价。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审判所能达到的只能是形式真实而不可能是实质真实。”[5]另一方面，由于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标准远底于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确实和充分”的证据标准，因此，以“形式真实”或由“法律真实”作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模式之选择并无不妥。然而，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长期坚持的追求客观真实的证据制度是对上述理论的全面否定。它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事求是的精神，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真理总可以被发现，所以审判人员对案件的认识可以达到完全的真实，即使判决形成也不意味着这种认识活动的终结，有了新证据的提出必须“有错必纠”。在这种理念下，追求案件客观真实成了一种无止境的认识活动，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我们认为，这种观念完全忽视了一个前提，即司法活动是受一定时间限制的活动，它不可能也不应该无限制地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经过程序认定的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都被贴上封条，成为无可动摇的真正的过去。”[6] 法官也不能随意地宣布已经过的程序不算数而要从头再来。在西方，一般把诉讼看成是一种竞技（sport），那么在诉讼这场体育比赛（race）中，双方当事人作为平等的参赛选手，法官作为公平执法的裁判，一切都必须遵循比赛规则。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双方当事人以全部的精力参与竞争，并且共同接受裁判，事后即使再有实力再优秀也不能改变这一结果。虽然，这种形式真实有可能与客观真实存在误差，甚至导致人们所说的“错案”。但这种牺牲应该被认为是保证程序整体公正的必要代价。
（四）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不举证而逾期提出了新证据，有时可能是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能提出新证据，但更可能是当事人出于恶意，故意不提出证据而把它当作“秘密武器”，期待出奇制胜。法律不能约束纯粹的道德，但可以通过约束其意图取得的法律上的利益而加以规制。诚实信用（Good Faith）原则引入民事程序法的目的就在于它可以有效规制诉讼主体地诉讼行为，制约其诉讼权利的滥用，使传统的“敌对诉讼斗争”观念转为符合当今时代精神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公平论战”观念。[7]在这种平等对抗的前提下双方当事人应当本着真实与信用之准则，不能采取突然袭击这种明显的不正当竞争的方式，也不得在诉讼的进行中蓄意主张与先前的程序相矛盾的事实，法官可以依职权禁止当事人运用策略（恶意地）违背先前的立场（position）、出尔反尔。“如果使双方律师一味追求这种诉讼策略和技巧作为胜诉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在实质上就是对诉讼公正的一种亵渎”[8]。所以当事人在法定的期间不行使诉讼上的权能（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基于保护另一方当事人对预期行为的信赖（一方当事人不提交证据，则对方当事人就不必为此作出防御准备），可以不再允许该当事人行使此项权能，即禁止逾期提出新证据。通过规定超过举证时限规定而提出的证据失权这一法律后果，诚实信用原则“在此发挥了一种对当事人诚信，及时行使权利进行督促的作用。”[9]
二、举证时限制度立法之比较
（一）举证时限制度之历史阶段比较
法定顺序主义阶段是举证时限制度的最早立法阶段。德国普通法时代，为适应书面审理的需要，当事人必须严格依照诉讼阶段提供相应证据，如果当事人在该举证阶段错失了举证的时机，该证据则产生失权效果，之后永远不能复出当作证明该事实的证据使用。这种做法与书面审理主义相结合，其好处在于使诉讼程序稳定，但由于过度使审理过程失去活力而变得僵化，而且因当事人举证能力受限制而导致诉讼的拖延，所以被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作为举证实现制度的第二阶段，随时提出主义阶段是对法定顺序主义阶段的一种纠正，它规定证据的提出不限于诉讼阶段，当事人可以按照审理的进度调整辩论的焦点，随时提供诉讼资料和证据，甚至可以在后阶段提出前阶段未曾提出的证据，导致程序的回溯。这种立法规定使得证据提出的自由活泼，但有可能引起举证权利的滥用（如突然袭击），存在诸多弊端。这似乎有对法定顺序主义阶段的矫枉过正的嫌疑。然而，这种做法在一些国家仍然存在。
第三阶段是限制随时提出主义阶段，限制随时提出主义又称适时提出主义，这是当前大多数国家立法中的规定。它对举证时间规定一定的界标（临界点），即保证了诉讼进程的自由活泼，又保持了程序的安定性。[10]证据的限制随时提出主义必然要求在民事诉讼中设立举证时限制度，它不仅有利于诉讼效益的提高，而且有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
（二）举证时限制度之域外立法比较
1． 美国。美国是实行彻底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国家。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
第16条第3款第15项规定法院可以在审前会议（pretrial conference）的事项中确定允许提出证据的合理的时间限制。在法官作出的最终的审前命令（final pretrial order）中，主要就双方当事人将在法庭审理时所需证据开列证据目录，未列于审前命令中的证据不允许在开庭时提出。若当事人违反审前命令提出新证据，法官可以拒绝审理或者限制当事人的证明活动。[11]美国民事诉讼法的显著特点就是审前准备与开庭审理程序分开，审前准备以证据开示程序为核心，要求双方当事人调查取证，彼此了解对方所掌握的材料。由于在开庭审理前就冻结了争点，突然袭击这种几个世纪来一直被认为正当而令人称道的策略才得到抑制。
2． 德国。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可以说是大陆法系的典型。它在1976年修改法典前实行的是证据
随时提出主义，修改后变为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96条规定：“在作为判决基础的言词辩论终结后，再不能提出攻击和防御方法”）。[12]德国原来的法律规定只要在法庭辩论结束之前当事人都有权提出证据，现在规定为在主辩论期日之前提出证据，并且还设立了准备性的口头辩论阶段，当事人应当在此期间提出证据并通知对方当事人，否则其证据失效，在主辩论期日原则上不准提出新证据。
3． 法国。1806年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是近代第一部民诉法典，4． 在大陆法系民诉法发展史上有
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几经修改，至今仍相当先进。法国现行民诉法第134条规定，“法官应规定将证据通知对方的期限，如有需要，并规定通知的方式，必要时可采取强制处分”；第135条规定，“法官可以摈弃那些没有适时通知对方的证据。”[13]在预审程序之后，当事人相互提供的证据被固定封存，即使当事人在事后提出了新的证据，法官也不予审理。
5． 日本。日本民事诉讼法在战后历经修改，6． 1995年后确立了三种准备7． 程序。准备8． 程序的期日
由准备法官指定，准备程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整理争点和收集证据，促进当事人在准备程序的期间内提出全部的诉讼资料，对于准备程序笔录或准备书状里没有记载的事项，在以后的口头辩论中，当事人原则上不得主张。开庭后才出示的证据，当事人必须具备正当理由，并由法官酌情采纳。[14]
9． 台湾地区。台湾在此问题上采取的是“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原则，10． 并且设立了证据实时限
制度，要求当事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举证活动，否则将失去提供证据的权利或负担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台湾民诉法第196条规定，“攻击或防御方法，得于言词辩论终结前提出之。”即将举证时限的终点确定在第一审法庭辩论终止前。[15]
从国外和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的发展来看，对证据提出的期限加以限制应当说是一种趋势，并且都相继规定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相对来说，我国的证据提出时限就有必要进行反思了。
（三）中国大陆的举证时限立法比较
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当事人的举证时限制度。民诉法典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第132条规定“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可以延期审理；第153条规定在二审中可以把一审判决因证据不足而发回重审；第179条规定了再审程序的启动条件之一是“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虽然此条为当事人规定了举证期间，却未涉及逾期后证据是否还可以被采纳是否还具有证据证明的效力，所以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并未规定举证期限。总的说来，我国允许当事人在一审、二审和再审中都可提出证据，也无相应的证据失效（失权）制度，所以认为我国举证制度采取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当无疑义。这种作法在司法实践中至少存在三个弊端：一是难以质证从而影响证据的真实性，二是证据采取突袭性，违背了诉讼的公正性，三是造成诉讼拖延，影响诉讼的效率。现在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许多地方摈弃了以往冗长的庭前审理程序，推行“一步到庭”、“直接开庭”，这对审判人员先入为主、主观臆断的确是一种纠正，但由于相关的程序运作限制了当事人在审前平等充分地进行举证，对方的证据在审前几乎不能获悉，从而为当事人在庭审中搞突袭提供了机会，这不能不说是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因此，作为举证时限制度的配套改革--庭前证据交换制度--也成为必要。
相对于民事诉讼法来说，其它程序法中的举证时限制度还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今年3月开始实施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证据。”第二十六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说明行政诉讼法原则上把举证时限定在一审结束前，而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则更进一步，把举证时限定在了一审开庭前。该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开庭审理前完成举证。当事人完成举证并向海事法院出具完成举证说明书后，可以申请查阅有关船舶碰撞的事实证据材料。”第八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不能推翻其在《海事事故调查表》中的陈述和已经完成的举证，但有新的证据，并有充分的理由说明该证据不能在举证期间内提交的除外。”可见，行政诉讼法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对举证时限的规定已走在了民事诉讼法的前面。
三、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构想
（一）关于举证时限的临界点问题
所谓临界点，即举证时限的起止点或时间界标。关于举证时限的临界点的实质分歧在于：有人认为应把临界点定在一审辩论终结前；有人认为应把把临界点定在一审开庭前。我们认为，关于举证时限的临界点问题不能孤立地讨论，而应放在整个民事诉讼过程中研究：如果把举证时限的临界点定在一审辩论终结前，就意味着允许当事人在开庭后提出新证据，同时限制当事人在终局裁判作出之后以新证据推翻判决，那么现在的二审程序和再审程序都存在改革的必要。如果把举证时限的临界点定在一审开庭前，就意味着必须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冻结双方的争执点，一次性解决证据的集中问题，那么审前程序的证据开示制度就成为配套改革的重点。我们注意到，有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动摇，表明在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与艰难选择。我们认为，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是以法官中立、加强当事人的对抗性为突破口的，因此强调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平等抗辩。由于过去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往往导致“突然袭击”，破坏这种平等性，因此庭审中新证据的提出应当受到限制，而且庭审的集中化要求证据的集中化，所以从程序安定与诉讼公正的高度来看，把举证时限的界标定在一审开庭前应当是证据制度立法的最终选择。
(二)关于审前程序的完善问题
设置有效举证时限的目的，是促使当事人尽早提供证据，而在此过程中的程序保障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纵观国外关于举证时限的有关规定都与审前程序紧密相连，即在完备的审前程序中规定证据的展示制度，在开庭前解决证据的集中问题。而在我国的诉讼法学界一直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审前程序无足轻重，特别在新民诉颁布后更是弱化了审前程序的功能。我们认为设置举证时限必须有配套的审前程序加以保障，诉答程序和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是值得考虑的选择。民诉法应第113条规定被告必须在法定期间提交答辩状，以便原告了解被告提出的证据，组织有效的抗辩。而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则是根据国外的立法先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目前在广东上海及青岛正进行试点。但问题是在现行民事诉讼法还有效的情况下，在法院规则中规定证据交换甚至举证时限这样重大的制度是否妥当，我们认为要解决根本的问题只能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或制定证据法来进行。
（三）关于举证时限的例外问题
天津市实施《城市绿化条例》办法
天津市实施《城市绿化条例》办法
（1995年5月6日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42号发布）
政府令
《天津市实施〈城市绿化条例〉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现予发布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本市城市绿化事业的发展，改善生态环境，美化生活、工作环境
，增进人民身心健康，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根据《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令第100
号），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市区、区县人民政府所在建制镇和独立工业区内进行有关城市绿
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要把城市绿化作为城市基础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组织全民义务植树和各项绿化
活动。
第四条 市园林管理局是本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城市绿化的规划
、建设、管理和监督检查。
区、县园林管理局或城建局、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统称区、县城市绿化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绿化工作。
林业、水利、公路、铁路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绿化工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执行。
第五条 本市城市绿地分为6类：
（一）公共绿地是指向公众开放的市级公园、区级公园、居住区公园、小游园、
街道广场绿地以及植物园、动物园、特种公园等；
（二）居住区绿地是指除居住区公园、小游园外的庭院、楼间绿地等；
（三）单位附属绿地是指机关、学校、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等内部的环
境绿地；
（四）生产绿地是为城市绿化提供苗木、花草、种子的苗圃、花圃、草圃等；
（五）防护绿地是用于保护城市环境、卫生、安全以及防灾等目的的绿带、绿地；
（六）风景林地是指具有一定景观价值，但尚无完善的旅游、休息、娱乐等设施
的林地；
第六条 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文化、环保等部门应加强绿化环境的社会意
义和绿化法律、法规、规章及科学知识的宣传。
飞机场、火车站、港口客运站、公共汽车始末站、公园、街景绿地、商场、市场
、居住区楼间等处，绿地管理单位应设置醒目的绿化宣传牌，宣传绿化法规，增强全
民绿化环境的意识。
各类学校及幼儿园（所）应安排爱护花草树木的教学内容和活动，培养学生和幼
儿保护绿化环境的良好习惯。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城市绿化条例》和本办法的义务，并有权对
违反城市绿化规定的行为进行劝阻、举报和控告。同时应尊重绿化工作人员的劳动，
不得妨碍绿化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和阻挠绿化监察人员履行职务。
第八条 凡在城市绿化规划、建设、保护、管理、科研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
位和个人，由市、区（县）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九条 本市城市绿化规划由市规划设计管理局与市园林管理局共同编制。
市规划设计管理局负责编制城市绿地系统的总体布局和指标。市园林管理局负责
编制专业规划，确定绿地系统的详细内容，具体指标的发展项目。
经共同编制的天津城市绿化规划纳入市城市总体规划。
第十条 根据国家对城市建成区绿地率指标的要求，本市各类绿地占总用地的比
率（以下简称绿地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新建居住区（或成片建设区）绿地率不低于30％；旧居住区改造绿地率不
低于25％。
（二）新建和扩建主干道路绿带不低于25％；次干道路绿带不低于20％。
（三）单位附属绿地率根据其不同功能性质规定为：新建的工业、仓储、商业、
交通等单位的绿地率不低于20％；产生有害气体及污染物的工厂绿地率不低于30％，
并根据国家标准设置防护林带；新建的学校、医院、疗养院（所）、机关、团体、公
共文化设施、部队等单位的绿地率不低于35％。因特殊情况不能按上述标准进行绿地
建设的，必须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将所缺面积的绿地建设资金交给城市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作为易地补建绿地代建费，统一安排绿化建设。
（四）生产绿地面积应适应城市绿化建设的需要，其面积不低于建成区总面积的
2％。
（五）公共绿地中绿化用地所占比率参照《公园设计规范》（DJJ48-92）执行。
第十一条 本市城市绿地按以下分工负责建设：
（一）国家投资兴建的公共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由市或区、县
人民政府负责建设；
（二）单位或个人自建、联建和养护管理的公园、风景林地、防护绿地由单位或
个人负责；
（三）单位附属绿地由各单位负责自行建设；
（四）居住区绿地由建设单位按绿化设计负责建设；
（五）私人新建或拥有的庭院绿地由房产所有人负责建设。
第十二条 绿化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方案按下列规定审批：
（一）公共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以及城市主次干道、大型公共设施、市属
重点建设等项目的绿化规划设计方案由市园林管理局审批；
（二）新建改建居住区绿地、城市一般道路绿化和各单位附属绿地的规划设计方
案由所在区、县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三）绿地内确需建设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方案经市园林管理局审核后由市、区
（县）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各类绿地的施工必须按照批准的规划设计方案实施，设计方案确需改变时，须经
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三条 各项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道路拓宽工程和住宅开发工程等建设项目的
绿化工程，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规划、同时设计、同时安排绿化建设费、同时施工，并
应于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后的第一个绿化季节完成。
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的设计必须符合本办法的第十条规定的指标，各建设单位申
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必须到市或区、县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报审建设项
目的绿地建设指标和完成指标的措施。待审定后，持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书到规
划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十五条 市园林管理局对本市从事绿化设计和施工的单位实行行业管理。对本
市从事绿化设计和施工单位的资质根据国家规定进行审查发证；对外省市进津从事绿
化设计和施工的单位予以资质审查登记、核发许可证。
建立绿化建设工程监理机构，逐步实行绿化建设工程监理制。
第十六条 本市各项绿化建设工程的规划设计和施工必须委托具有绿化工程设计
、施工资质证书的单位。
不得无证或超越资质范围设计、施工。
第十七条 绿化工程竣工后，必须经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验收合格后
方可交付使用。建设单位应将绿化建设工程竣工图送交所在区、县城市绿化行政主管
部门备案存档。
各类建设项目竣工时没有按照批准的绿化设汁方案施工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
部门根据绿地率指标，对缺额部分加倍收取易地补建绿地代建费。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十八条 城市绿地和树木花草的管理责任单位和个人应加强绿地、树木花草、
园林设施的养护管理，适时松土、浇水、修剪及防治病虫害。市园林管理局每年对城
市绿化的绿地率、人均公共绿地、绿化覆盖率、树木保存率、园林设施完好率进行检
查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予以通报。
第十九条 本市城市绿化养护管理工作按下列分工负责：
（一）公共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行道树及市区主次干道绿化带的养护，
由市、区（县）人民政府按设施量投入，分片包干，定人、定量、定费用进行养管；
（二）单位附属绿地和单位自建公园由单位自行养管；
（三）居住区绿地实行物业管理，没有实行物业管理的由产权单位负责养管；
（四）生产绿地由经营管理单位养管；
（五）私人庭院内的绿地绿化由房屋所有人养管。
第二十条 国家保护树木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合法权益，树木所有权按下列规定确
认：
（一）园林、公路、水利、铁路等部门在规定的用地范围内种植、管理和维护的
树木，归国家所有；
（二）各单位在其附属绿地和自建公园范围内种植、管理和维护的树木，归单位
所有；
（三）居住区的树木由物业管理单位种植、管理和维护的，归国家所有；
（四）在私人庭院内由房产所有人自种的树木归房产所有人所有。
第二十一条 各单位、各居住区现有绿地率低于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尚有空地可以
绿化的，应当绿化，不得闲置，不得插建与绿化无关的各种设施。
第二十二条 城市规划绿地一经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
自占用、改变其性质或破坏地形、地貌、水体、植被和历史文化遗址等自然、人文景
观。已被占用、改变性质的城市规划绿化用地应当限期归还。因城市总体规划调整，
确需占用城市规划绿地的，必须征得市园林管理局的同意，并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第二十三条 禁止将城市公共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出租或用作
抵押；禁止占用公共绿地和公园绿地搞其他建设项目；城市国有土地成片出让时，不
得包括其中的公共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和风景林地。
因建设或特殊原因确需占用已建成绿地的，建设单位须向所在区、县城市绿化行
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持建设项目的批准文件、规划部门定位图以及落实补偿措施，
报市园林管理局，根据占地规模逐级审批。
建设单位因建设项目占用附属绿地致使绿地率达不到规定指标的，要按被占用面
积的5倍易地补建或缴纳易地补建绿地代建费。
第二十四条 因特殊原因确需临时占用绿化用地的，应持有关批准文件及1:500
规划平面定位图向市或所在区、县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再报市园林管理局审
批。临时占用绿地的期限不得超过1年。
经审批同意临时占用绿化用地的申请单位或个人，须在7日内与绿地管理单位签
订恢复绿地保证书，缴纳临时占用绿地费和绿地补偿费。
第二十五条 城市内种植的树木不论其所有权的归属，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
自砍伐、迁移、强剪。除古树名木及胸径40厘米以上大树外，因建设确需迁移、砍伐
树木的，须向所在区、县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市或区、县城市绿化行
政主管部门审批签发准迁、准砍证后，方可迁移或砍伐树木。
经批准允许砍伐树木的或迁移的树木未成活的，其申请单位或个人除按规定向树
木所有者支付树木赔偿费外，还应在区、县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地点补栽相
同规格、相当于砍伐数量3倍的树木，或缴纳相应株数的树木代植费，补栽的树木归
国家所有。
市政、公用、电讯、供电、水利、交通、公安、消防等部门，因工程抢险确需砍
伐树木的，可先行处理，但应在48小时内，报市或区、县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绿
地管理单位，补办砍伐树木手续，并向树木所有者缴纳树木赔偿费和补栽树木。
第二十六条 本市城市树木迁移、砍伐的审批权限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市城市各类新建管线应当避让现有树木，确属无法避让的，在设
计中及施工前，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确定保护措施。
电力、电讯、电车、路灯等架空缆线与树木的安全距离由市园林管理局与架空缆
线管理部门协商确定。
揽线不符合有关规定标准的，由缆线主管部门解决；未解决前应采取防护措施，
并配合绿化管理单位按规定标准安排树木修剪工作。修剪费用按双方协议承担。
第二十八条 凡在城市公共绿地（包括预留绿地）、行道树管护范围内开设商业
、服务摊点的，必须向绿化管理单位提出申请，经市或区、县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同意后，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在公共绿地、行道树管理单位指定的地
点从事经营活动，并必须爱护公共绿地、行道树。
凡在公共绿地、行道树管护范围内设置广告的，必须经市或区、县城市绿化行政
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九条 市园林管理局负责规定城市绿化所需苗木、花草种苗、籽种的检疫
对象，划定疫区和保护区，对苗木、花草种苗、籽种进行检疫。市或区、县城市绿化
行政主管部门要做好管辖范围内的树木花草等病虫害检疫、预测和预报工作，适时组
织对病虫害的除治。严禁未经检疫的各种苗木、花草种苗、籽种进入本市。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城市树木花草和绿化设施。禁止下列损坏行
为：
（一）在树冠下设置煎、烤、蒸、煮等直接影响树木生长的摊点；
（二）在树上楔钉、晾晒衣物、拴牲畜或倚靠车辆；
（三）用水泥或砖石封堵树穴；
（四）攀树折技、剥树皮、摘花果、摇动树木、践踏草坪、损伤绿篱；
（五）将树木、绿地盖入营业设施或各类房、棚之中；
（六）向绿地、树穴喷洒溶雪剂，堆放带有溶雪剂的雪，倾倒盐碱污水、垃圾、
渣土、污物等；
（七）损坏花池、栏杆、雕塑、绿化小品及一切绿化设施；
（八）其他损坏城市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
第四章 罚则
第三十一条 市或区、县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设置绿化行政执法机构，并配
备相应比例的绿化管理监察人员，履行城市绿化监察管理职责，进行行政执法活动。
城市绿化监察管理行政执法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辖与区域管辖相结合的原
则。
第三十二条 对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市或区、县城市绿
化行政主管部门分别情况予以处罚：
（一）对未经申报或者未按批准的设计方案施工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或
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10000元以下罚款；
（二）对不能按期完成绿化的，责令其限期完成，逾期仍不完成的，对责任单位
按实需绿化建设费用的2倍征收绿化延误费，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代为绿化；
（三）对不履行申办登记手续、无证或超越资质设计或施工的，责令设计或施工
单位停止设计或施工，限期改正，并对责任单位处以10000元以下罚款，对责任人处
以1000元以下罚款；
（四）对有空地闲置不绿化或插建其它设施的，责令责任单位限期改正，并征收
相应面积的绿化闲置费；
（五）对擅自占用和改变规划或建成绿地性质、临时占用绿地逾期不退出的，责
令责任单位或个人限期退出、赔偿损失、恢复绿地，对逾期不恢复绿地的，由市或区
、县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强行迁出、拆除，由绿化施工单位强行绿化；
（六）对擅自迁移、砍伐树木的，责令其向树木所有者缴纳树木赔偿费，并按砍
伐或迁移树木数量的10倍在指定的地点补种同种规格的树木，可按树木赔偿费的5至10
倍处以罚款；
（七）对擅自强剪树木的，责令直接责任者缴纳树木损失赔偿费，并可处500元
以下罚款；
（八）对不遵守公共绿地、行道树管护的各项规定造成公共绿地、行道树损坏的
，责令责任者赔偿经济损失，并按经济损失的2倍处以罚款；
（九）对未经批准擅自在绿地内设置广告牌的，责令其拆除、迁出，不拆除、迁
出的，强行拆除、迁出，并责令其缴纳拆除、迁出费用和绿地损失费；
（十）对未经检疫进市的各种苗木、花草种苗、籽种，强制检疫，并对责任者处
以1000元以下罚款，经检疫发现病虫害的苗木、花草种苗、籽种，予以没收、销毁；
（十一）对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的，区别情况责令其停止违章行为，限期改正，
赔偿损失，强行拆除或迁出，并可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十二）凡驾驶车辆或从事其他作业撞伤、撞倒树木及其他严重损坏城市绿化设
施的，除责令赔偿损失、补种树木外，并可按损失费的2倍处以罚款；
（十三）对擅自在各类绿地、行道树管护范围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限其
立即撤出，并可处500元以下罚款；造成绿地、树木损失的，赔偿经济损失；对不听
劝阻的，可暂扣或没收其违章经营的物品和用具。
第三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情节轻微，主动改正，消除影响的，可从轻
或免除处罚；对不听从管理或拒付赔偿损失费和罚款的，可暂扣其工具和物品，在其
改正违章行为和交付罚款后发还。
第三十四条 绿化监察人员执行公务时应佩戴识别标志，出示执法证件；否则，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拒绝接受其处罚。
第三十五条 对侮辱、殴打绿化工作人员或阻挠执行公务，以及盗窃、故意损坏
绿化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及时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
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化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
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
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范围内的绿化管理工作，分别
由两区管理委员会按本办法负责。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中所列各项费用收取标准及使用办法按照市财政局、市物价
局和市园林管理局制定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本市古树名木的管理，执行《天津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天津
市人民政府令第17号）。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园林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