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奸淫幼女案件的经验总结和对奸淫幼女罪犯的处刑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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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宁波市人大常委会


宁波市河道管理条例




（2004年5月29日宁波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4年9月17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河道管理，保障防洪安全，改善和保护城乡水环境，发挥河道综合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河道（包括江、河、湖泊、人工水道、溪流）及其配套工程的规划、整治、利用、保护和其他相关管理活动。

甬江、奉化江、余姚江河道的管理，《宁波市甬江奉化江余姚江河道管理条例》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河道内的航道，同时适用国家和省、市有关航道管理的规定。

第三条　本市河道管理，实行水系统一管理和区域分级管理相结合，遵循防洪优先、全面规划、综合整治、合理利用、积极保护的原则。

第四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是本市河道的主管机关，负责全市河道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并对市直接管理的河道实施管理。

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河道的主管机关，按照其职责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河道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镇（乡）人民政府按照其职责权限，负责镇（乡）管河道的管理。

在河道规划统一编制、防汛统一调度和水资源统一管理的前提下，经依法批准，城市管理（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本市城市河道行使部分管理职权，具体管理范围由市或县（市）、区人民政府规定。

交通、环保、海洋与渔业、国土资源、规划、发展计划、农业、海事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河道管理工作。

第五条　市直接管理河道的确定，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县（市）、区管理河道和镇（乡）管理河道的确定，由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方案，报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并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根据河道管理的需要，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下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委托部门应当负责落实管理工作所需经费。

第六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河道整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安排河道整治的投入，有计划地进行河道整治，发挥河道的综合功能。

河道整治费用按照政府投入同受益者合理负担相结合的原则筹集。

第七条　河道防汛和清障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

第八条　对于河道的整治和保护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或者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和整治



第九条　河道专业规划应当服从流域综合规划，符合国家、省、市规定的防洪、排涝标准以及其他有关技术规定，确保行洪排涝和维护区域生态平衡所需要的河网水面率。

涉及河道的其他各类专业规划，应当与河道专业规划相协调。

第十条　市直接管理河道的专业规划，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发展计划、规划、国土资源等部门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报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其他河道的专业规划，由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发展计划、规划、国土资源等部门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河道专业规划的修改或者调整，应当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一条　河道管理范围线应当在河道专业规划中确定。

市直接管理河道的管理范围线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公告，并设置界桩；其他河道的管理范围线由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公告，并设置界桩。

第十二条　河道管理范围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有堤防的河道，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含堤防）和堤防背水坡脚外五至十米的地带；

（二）无堤防的河道，已编制河道专业规划的，其河道管理范围为河道专业规划确定的控制范围；尚未编制河道专业规划的，其河道管理范围为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水位到达的水域、滩地和行洪区。

涵闸的管理和保护范围按照省、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市和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河道专业规划确定的分期整治目标，制定河道整治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河道整治年度计划应当明确整治责任单位和整治工程项目。对于淤积严重影响行洪排涝的河道，应当采取应急措施，优先安排整治工程。

河道整治工程包括护岸、堤防、疏浚、截污、拓宽、桥梁拆建、涵闸设置等主体工程和管护设施、两岸绿化及生态景观建设等配套工程。

第十四条　河道整治应当按照河道专业规划实施，兼顾上下游、左右岸的关系，不得任意改变河水流向。

河道整治应当符合自然生态要求，并与人文景观相协调。

城市河道整治应当服从城市总体规划，保护河道的历史风貌。

第十五条　沿河房地产开发、村镇改造及工矿企业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在建设项目立项或者申请建设许可时，应当将区域内河段的整治项目纳入建设项目计划，并与建设项目同步实施和验收。



第三章　利用和保护

　　　　

第十六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修建桥梁、暗涵、码头、道路、渡口、取水口、排水口、涵闸、泵站、管道、缆线等工程设施，应当符合防洪标准、河道专业规划、航运要求和其他技术要求。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按照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报请批准前，建设单位应当将其工程建设方案中确定的该工程建设设施的位置和界限报经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跨行政区域或者流域的工程设施，应当报经共同的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审查批准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参加验收。

按照前款规定报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建设单位应当提交申请书、建设项目所依据的文件和技术数据以及防洪安全可行性报告等资料。

有关部门在审批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建设工程设施时，需要对工程建设方案中涉及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进行变更的，应当征求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七条　修建跨河桥梁、码头和其他设施，必须按照国家、省、市规定的防洪标准或河道专业规划所确定的河宽进行，不得缩窄和改变行洪通道。桥梁和栈桥的梁底必须高于设计洪水位，并留有一定的安全超高。跨航道的桥梁的梁底标高应当满足通航标准的要求。

跨河管道、线路的净空高度必须符合防洪标准和航运技术要求。　　

第十八条　单位或者个人因工程建设等需要临时占用河道管理范围内的水面、滩地的，应当报经建设项目所在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经审查，临时占用不危害防洪安全，不影响河势稳定，审查部门予以批准的，应当与使用者签订河道临时使用合同。

临时占用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确需延期的，可以申请延期一次，延长期不得超过一年。使用期满后，使用单位或者个人应当负责恢复河道原状。逾期不恢复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恢复，所需费用由使用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第十九条　经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建设活动或者临时占用河道的，建设单位和使用者应当服从防汛部门的指挥，并承担施工范围内河道堤防的防汛安全责任。由于施工、占用等原因对河道工程及其配套设施造成损害或者造成河道淤积的，建设单位应当承担修复、清淤或者赔偿责任。

第二十条　河道采砂依法实行许可制度，具体管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必须确保河势稳定、堤防安全和航道畅通，防止水土流失。在必要时，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划定禁采区和规定禁采期，并予以公告。

第二十一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应当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涉及其他部门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一）爆破、钻探、取土、开渠、打井、打桩、挖筑鱼塘；

（二）开采地下资源、进行考古挖掘。

第二十二条　河道内应当控制水产网箱养殖。

河道内进行水产养殖、捕捞作业的，不得影响河道行洪、危及水工程的安全以及危害水体、水质。养殖捕捞设施影响行洪、危及水工程安全以及危害水体、水质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采取清除措施。

第二十三条 禁止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

在其他河道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的，应当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审批。

第二十四条　禁止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设置阻碍行洪的障碍物。

对河道管理范围内阻碍行洪的障碍物，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设障者或者使用者在规定的期限内清除。逾期不清除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清除，所需的清障费用由设障者或者使用者承担。

第二十五条　禁止擅自填堵、覆盖河道。确因建设需要填堵、覆盖河道沟汊、贮水湖塘洼淀或者废除防洪围堤的，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水利规划设计单位进行论证，并在确保行洪排涝和河网水面率的前提下，由河道所在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经批准填堵河道沟汊、贮水湖塘洼淀，建设单位应当就近兴建等效替代工程，并经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需要实施水系调整的，应当按照河道专业规划要求，先行开挖新河道，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二十六条　禁止侵占和毁坏堤防、护岸、涵闸、泵站、通讯、照明、水文监测、工程监测等水利设施。

确因重大工程建设或者城市规划需要拆除水利设施的，应当按照水利设施标准先建后拆。迁建、改建的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二十七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设置拦河渔具、弃置沉船；

（二）倾倒工业、农业、建筑、医疗废弃物和垃圾、粪便；

（三）超标排放废污水；

（四）在水行政主管部门设有明示禁止标志的河道内圈养禽畜；

（五）清洗装贮过有毒有害污染物的车辆、容器。

在城市主要景观河道管理范围内，不得实施洗涤、游泳、设立洗车点等危害水体的行为。城市主要景观河道的范围由市和县（市）人民政府规定并公告。

第二十八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河道管理单位应当采取措施，加强河道堤防和河岸的水土保持工作，组织植树种草，防止堤岸水土流失和河道淤积。

第二十九条　河道保洁按照管理权限分级建立责任制。

河道保洁责任包括清除河面杂草、漂浮物和河岸垃圾等。

第三十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做好河道水量水质监测，发现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控制指标的，或者水功能区的水质未达到水域使用功能对水质的要求的，应当及时报告有关人民政府采取治理措施，并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通报。
　　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河道管理单位应当加强河道水体交换，保持水体畅通。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排除阻碍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规定，分别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在城市主要景观河道管理范围内实施洗涤、游泳等危害水体行为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可以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的罚款；设立洗车点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在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实施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属于依照本条例第四条第四款规定的城市管理（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管理职权的，或者违反《宁波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的，由城市管理（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和《宁波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予以处罚。

第三十六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在河道管理中有下列情形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河道整治中违反河道专业规划或未按照整治年度计划实施，致使整治目标不能及时完成，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核发许可证、签署审查同意书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核发许可证、签署审查同意书，故意拖延的；

（四）在河道管理活动中收受单位和个人钱物的；

（五）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群众举报，不及时查处的；

（六）有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行为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


辛普森的“血手”与河北省高院“留有余地”的死刑判决

裴玉良


“大家都看见了辛普森沾满鲜血的手，但法律却不能说已看见”。-------辛普森谋杀案的主审法官在陪审团裁定辛普森无罪后如是说。
大家都对被告是否有罪存疑，但法院却说有罪，并作了留有余地的死刑判决。------河北省高院对承德市“7.30”，“8.16”案件判决后人们的疑问。
1994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发生的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人案，把许多人的眼球从奥运赛场吸引到了美国的法庭上。1994年6月12日，黑人橄榄球前明星辛普森的前妻及其男友被利刃割喉致死，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两被害人及辛普森的血迹，也发现了辛普森的头发和一只血手套，在辛普森住宅中发现了一只与案发现场属于同一副的血手套和一双血袜子，在其汽车上也发现了被害人和被告人的血迹，警方遂将辛普森作为重大犯罪嫌疑人予以起诉。面对“血证如山”的控方指控，腰缠万贯的辛普森重金聘请的“梦幻律师队”，利用控方证据的漏洞，将检察官和警方证人驳得目瞪口呆，说服了陪审团的全体成员，使陪审团成员们相信，“辛普森并不一定是罪犯，案犯极有可能另有其人或辛普森被栽赃陷害”，最终裁定辛普森无罪开释。美国有关机构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辛普森就是“杀人犯”，但同时认为，既然法院认定辛普森无罪，在法律上他就是无罪的，人们应该对司法判决保持尊重。表现了美国民众成熟的法制观念和对独立司法的尊重。“上级法院”也没有受到“民愤”的影响予以改判，美最高法院也没有象中国最高法院对“刘涌涉黑案”提审改判死刑那样主动干预下级法院的司法活动，也体现了中美两国国司法制度的差异。
巧合的是，在同一年的同一个夏天，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国也发生了一起与美国“辛普森谋杀案”近似的人命大案，但结局却大相径庭。
1994年7月30日、8月16日，河北省承德市连续发生两起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的案件，经过公安机关侦查，最终确定陈国清、何国强为“7，30”案件犯罪嫌疑人，“8，16”案件为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朱彦强所为。经过承德中院四次一审判决，整整经历了将近十年，由同一中级法院、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同一被告先后四次判处死刑，直到2004年3月26日，河北省高院对承德市“7.30”，“8.16”两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处三名被告死缓和一名被告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中美两国的司法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当然是两案结局大相径庭的主要原因，但本文不比较这种差异。两案从技术角度讲，都涉及到证据的运用，尤其是间接证据的运用规则问题。辛普森谋杀案中控方指控被告谋杀罪的关键证据是“血手套”、“血袜子”和“血液检验报告”等间接证据，没有一个直接证据，正是由于这些间接证据本身存在的疑问使得陪审团作出了被告无罪的判决。承德“7，30”和“8，16”案件中，据以定案的主要证据是两个，一个是杀人凶器---刀子，一个是提取的烟头上唾液的化验报告，也都是间接证据。这是两个案件中最为相似的地方。当然也有明显的区别，辛普森案件中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没有被告口供，也就是没有直接证据，而承德“7，30”和“8，16”案件中被告人是有口供的，至于口供是如何获取的，有无违反法律的地方，有无使用刑讯逼供，法院的各种判决均予以回避，但从被告人反复“翻供”以及身上的伤痕看，不排除刑讯逼供的可能。由于我国对刑讯逼供严厉禁止，因此获得的证据是违法的，因此连法院的判决也对口供的运用持慎重的态度，而将对被告们定罪量刑的重点放在间接证据的认定和运用上。既然两个案件都主要是间接证据的运用，那不妨从专业角度比较一下两个案件中对间接证据是如何认定的，看看是否有所启发。
先简单分析辛普森案件，美国法庭上对间接证据是如何判断的。在杀人现场发现的一只血手套与在辛普森家中发现的一只血手套是同一副。而且都有被害人和被告人的血液，可是两只手套没有任何破裂和刀痕，里面也没有被告人的血迹，说明辛普森手上的伤口与凶杀案可能没有关系。警方证人证明在被告家中发现的血手套在提取时血液还是湿的，而这时距案发已有7个小时，血迹应该已经干透，不应该是湿的，这不排除有人栽赃陷害的可能。另外，即使是被告人作案，在将凶器和血衣隐藏后，再专门跑到房子后面单独藏匿血手套也不符合常理，最后，在法庭审讯时被告当场试戴手套的试验也给人不相符合的感觉。所有这些疑问，使得陪审团得出结论，手套不一定是辛普森作案时使用的。
控方指控辛普森的另一重要证据，是血迹化验和DNA检验报告。在案发现场发现了辛普森的血迹和毛发，在案发现场几公里外的辛普森家中发现了被害人的血迹，在案发现场和辛普森家中发现的同一副手套都有辛普森和被害人的血迹，在辛普森的卧室中发现了有被害人血迹的袜子。经血液化验和DNA检验的证据是不会错误的，控方证据堪称“血证如山”，但由于警方取证过程中存在一系列严重失误，使得陪审团产生了辛普森有被陷害可能的认识，没有达到“构成严密的逻辑体系，排除被告不可能涉嫌犯罪的一切可能”的间接证据运用规则，从证据角度讲不能认定辛普森就是罪犯，这也是无罪判决的重要原因。比如警方第一次对辛普森审讯时，在辛普森放弃沉默权的情况下，警方居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被告口供；再比如出警的警察在案发现场停留后，又直接进入几公里远的辛普森家中，因此在辛普森家中发现的被害人的血迹很有可能是警察无意带入的，使得在辛普森家中发现的被害人血迹的证据效力大打折扣。警方发生的更为致命错误，是警员将从辛普森身上抽出的血液样品加入浓度很高的防腐剂（EDTA）后，又直接到案发现场停留了很长时间才交给血液检验人员，而在案发现场发现的辛普森的血液恰恰含有同样的防腐剂(EDTA)，并且法庭上提交的辛普森血液的数量少于当初警员抽取的血液数量，这使陪审团怀疑证据已经受到了“污染”。
以上的简略分析说明，辛普森之所以被陪审团宣判无罪，和警方取证过程中忽视现场勘查常识，违背程序公正的诉讼原则具有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警方的失误导致了案件的最终结局。
从承德市“7，30”和“8，16”案件审理过程中表现出的证据本身的矛盾看，之所以案件久拖不决，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警方的调查取证失误有密切的关系，更和法院对这些有重大疑问的证据在没有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情况下就予以采信有关。
首先对杀人凶器----刀子进行分析，案件分别发生在7月30日和8月6日，但围绕刀子有两份刑事技术鉴定报告，第一份是1994年7月31日鉴定报告，而这时距案发仅仅只隔一天，犯罪嫌疑人还没有确定，那么刀子是从哪里获得的？是不是案发现场发现的？应该在审判时由公安机关予以作证作出合理解释，否则鉴定结论认定刀子上有被害人的血液就没有意义。公安机关1994年11月2日从被告陈国清家中提取一把自制单刃刀子，1994年11月4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承德市公安机关送检的单刃刀子所作的第二份鉴定结论，只是证明了上面的血迹与被害人之一的血迹血清同为“阴性”。至于鉴定的刀子是否与从陈国清家中提取的刀子一致？是否与第一次鉴定的刀子想混淆？第一次鉴定的刀子与第二次鉴定的刀子结论一致，但两次鉴定的对象是不是同一把刀子呢？公安机关的当庭作证和两级法院的数个判决均未涉及，这是产生疑问的重要原因。况且，仅凭公安部技术鉴定认定送检刀子上的血迹与被害人之一的刘福军血清均未“阴性”，就作为定案的主要证据，意味着被告作案的可能性只有50%，因为人的血清不是阴性就是阳性。
其次，作为指控被告人到过现场进入过被害人出租车内的物证-------烟头，从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报告和现场录像看没有记载有关内容，也没有现场提取物证的照片，公安机关只是在审判过程中说明是在案发现场的出租车内提取的。被告人一方辩解说烟头是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在看守所被提取的，而公安机关却无有力证据证明烟头是在现场提取的，说明公安机关的取证是有缺陷的，这种重大失误会导致诉讼的严重障碍，使得法院在判决中也难以进行充分的说理。同时，对烟头所作的鉴定是在1994年8月23日，证明烟头上唾液为“A"型，与被告人之一的杨士亮血型、唾液一致，但这时被告人均未被抓，他们的血型鉴定又是从何而来？
除了上述两个关键证据的重大缺陷外，本案还有其他很多疑问，包括证明被告人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为何没有采用，预审时有无刑讯逼供等。但关于凶器和烟头唾液鉴定的疑问无疑是本案中引起争议最大的问题，无论被告们是否还要继续申诉，无论最终结局如何，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尤其是公安机关在勘查现场、审讯嫌犯、进行鉴定时，都应考虑审判程序中证据的适用、辩方的质证以及社会大众的监督问题，切不可以为破案了就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