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市剧毒化学品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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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令

第184号


哈尔滨市城市廉租住房保障办法



　　《哈尔滨市城市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已经2008年2月19日市人民政府第20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


　　　　　　　　　　　　　　　　　　　　　　　　　　　
市长　张效廉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九日



哈尔滨市城市廉租住房保障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完善城市廉租住房保障制度，保障城市低收入家庭基本住房需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廉租住房保障工作。

　　第三条 廉租住房保障水平以保障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住房需要为原则，根据财政承受能力和居民住房状况合理确定。

　　第四条 廉租住房保障工作，应当遵循统筹规划、分步解决，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五条 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廉租住房保障工作。
　　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指定机构负责所辖区内的廉租住房保障工作。
　　发展改革、城市规划、国土资源、建设、财政、民政、税务等行政管理部门和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廉租住房保障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市廉租住房保障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发展改革、城市规划、国土资源、建设、财政、民政等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后，纳入全市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县（市）廉租住房保障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由县（市）人民政府组织制定后，纳入县（市）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报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应当经市、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和住房建设规划。

　　第二章 申请和核准

　　第七条 申请廉租住房保障，应当以家庭为单位，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及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具有本市城镇常住户口并同居一处；
　　（二）家庭收入符合市、县（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廉租住房保障家庭收入标准；
　　（三）无房或者现住房面积低于市、县（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廉租住房保障住房困难标准；
　　（四）市、县（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市区廉租住房保障家庭收入标准和住房困难标准，分别由市民政部门和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全市经济发展和住房价格水平等情况确定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县（市）廉租住房保障家庭收入标准和住房困难标准，由县（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八条 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中已获得廉租住房保障或者已作为其他家庭成员参与廉租住房保障申请的人员，不得再次申请或者参与申请。

　　第九条 申请廉租住房保障，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
　　（二）家庭收入情况证明材料；
　　（三）家庭住房情况证明材料。

　　第十条 对申请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报。由户主或者其委托一名家庭成员向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
　　（二）初审。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日内，通过组织入户调查、查档取证、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家庭收入和住房状况是否符合规定条件进行初审。初审合格的，在申请家庭所在地社区公示7日，公示期满无异议或者异议理由不成立的，按户建立档案，并将档案及申请材料一同上报区、县（市）人民政府指定机构；对初审不合格的，及时通知申请人。
　　（三）复审。区、县（市）人民政府指定机构应当自收到材料之日起15日内，会同区、县（市）民政部门对申请家庭收入和住房状况是否符合规定条件进行复审，复审合格的，按照本条第（四）项规定办理，复审不合格的，及时通知申请人。
　　（四）登记。复审合格后，申请家庭户口在市区的，由区人民政府指定机构上报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材料之日起10日内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核，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登记，并向社会公开登记结果，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通知区人民政府指定机构，由区人民政府指定机构及时通知申请人；申请家庭户口在县（市）的，由县（市）人民政府指定机构直接予以登记，并向社会公开登记结果。

　　第十一条 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已登记家庭的收入水平、住房困难程度和申请顺序，通过联评或者摇号等方式确定相应的保障方式及轮候顺序，并向社会公开。

　　第三章 保障方式

　　第十二条 廉租住房保障方式实行租赁住房补贴和实物配租相结合，主要通过实行租赁住房补贴，增强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承租住房的能力。
　　本办法所称租赁住房补贴，是指向符合条件的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按照廉租住房保障的补贴标准发放补贴款，由其自行到房屋租赁市场租赁住房。
　　本办法所称实物配租，是指向符合条件的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提供住房，并按照规定标准收取租金。
　　实物配租优先面向孤、老、病、残等特殊困难家庭、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及其他急需救助的家庭。

　　第十三条 符合申请条件的家庭只能获得一种廉租住房保障方式。
　　已获得租赁住房补贴的孤、老、病、残等特殊困难家庭、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及其他急需救助的家庭，可以重新申请选择实物配租；已获得实物配租的家庭，可以重新申请选择租赁住房补贴。
　　发放租赁住房补贴款或者实物配租廉租住房的结果，应当予以公布。

　　第十四条 采取租赁住房补贴方式的，按照下列规定予以补贴：

　　（一）对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按照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和每平方米租赁住房补贴标准给予全额补贴；
　　（二）对获得最低生活保障以外的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按照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现住房面积与保障面积标准的差额、每平方米租赁住房补贴标准确定补贴额度。
　　市区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和每平方米租赁住房补贴标准，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确定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县（市）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和每平方米租赁住房补贴标准，由县（市）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

　　第十五条 按照轮候顺序给予租赁住房补贴的家庭，应当自行到房屋租赁市场租赁住房，并与出租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房屋租赁合同应当约定月租金金额和租赁期限。
　　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后，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市）人民政府指定机构应当发放《廉租住房租赁住房补贴发放通知书》和《廉租户证》。
　　房屋租赁合同双方当事人持身份证、《廉租户证》、《廉租住房租赁住房补贴发放通知书》等相关材料到区、县（市）人民政府指定机构办理租赁住房补贴款领取手续后，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市）人民政府指定机构组织签订租赁住房补贴协议。

　　第十六条 区、县（市）人民政府指定机构可根据房屋租赁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将租赁住房补贴款直接拨付出租人，用于冲减房屋租金。
　　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月租金金额高于租赁补贴额的，按租赁补贴额计发，超出部分由廉租户自行承担；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月租金金额低于租赁补贴额的，按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月租金金额计发。

　　第十七条 采取实物配租方式的，配租面积为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现住房面积与保障面积标准的差额。
　　实物配租廉租住房的租金，按照配租面积和市、县（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租金标准确定。

　　第十八条 按照轮候顺序给予实物配租的家庭，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市）人民政府指定机构发放《廉租住房实物配租通知书》和《廉租户证》。
　　申请家庭持《廉租住房实物配租通知书》、《廉租户证》及相关手续参加公开选号、确定实物配租廉租住房，并与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市）人民政府指定机构签订实物配租廉租住房租赁合同后，到房屋管理单位办理入住手续。

　　第十九条 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市）人民政府指定机构应当委托房屋管理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对廉租住房进行维护和管理，维护和管理费用按年度进行结算，经财政部门批准后从廉租住房保障资金中列支。
　　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使用廉租住房，未经批准不得对廉租住房改修、改建或者改动设施设备。

　　第四章 保障资金和廉租住房来源

　　第二十条 市廉租住房保障资金计划，由市财政部门会同市房产、国土资源等行政管理部门和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根据全市廉租住房保障年度计划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县（市）廉租住房保障资金计划，由县（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廉租住房保障年度计划制定。

　　第二十一条 廉租住房保障资金来源：

　　（一）年度财政预算安排；
　　（二）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用后的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余额；
　　（三）土地出让净收益；
　　（四）国家和省拨付的资金；
　　（五）廉租住房租金收入；
　　（六）社会捐赠；
　　（七）其他渠道筹措的资金。

　　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用后的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余额，应当全部用于廉租住房保障。
　　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比例，不得低于10%。
　　廉租住房租金收入，按照有关规定，实行收支两条线，专项用于廉租住房的维护和管理。

　　第二十二条 廉租住房保障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专项用于租赁住房补贴款的发放和实物配租廉租住房的建设、收购、维修及管理，不得挪作他用。
　　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市）人民政府指定机构应当每年按时向市、县（市）财政部门报送廉租住房保障资金财务决算，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三条 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来源：
　　
　　（一）政府建设、收购的住房；
　　（二）在新建住宅项目中配建的住房；
　　（三）腾退、改建的公有住房；
　　（四）罚没的住房；
　　（五）社会捐赠的住房；
　　（六）其他渠道筹集的住房。

　　第二十四条 新建廉租住房，主要在新建住宅项目中配建，并在用地规划和土地出让条件中明确规定建成后由政府收回。
　　市区新建住宅建设项目，应当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项目总建筑规模2%的比例规划配建廉租住房。具体配建管理按照市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县（市）廉租住房配建管理，由县（市）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自行制定。

　　第二十五条 廉租住房建设用地，采取行政划拨方式供应。土地供应计划中应当优先安排廉租住房建设用地，并在申报年度用地指标时单独列出。
　　廉租住房建设用地的规划布局，应当考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居住和生活的便利。

　　第二十六条 廉租住房建设，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第二十七条 新建廉租住房套型建筑面积控制在50平方米以内，并根据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居住需要，合理确定套型结构。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二十九条 廉租住房保障的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收入标准、住房困难标准、住房保障面积标准及每平方米租赁住房补贴标准，实行动态管理，调整后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条 区、县（市）人民政府指定机构应当对已获得廉租住房保障和正在轮候的家庭进行年度复核。
　　家庭人口、收入及住房等情况发生变动的，应当进行变更登记，调整租赁住房补贴额度或者实物配租面积、租金；对已不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应当取消其登记，停止发放租赁住房补贴款或者按照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一条 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违反合同约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退回其承租的廉租住房，并结清有关费用；未按照合同约定退回的，由区或者县（市）人民政府指定机构督促其退回，仍未退回的，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市）人民政府责令其限期退回，逾期未退回的，可以按照合同约定采取提高租金等方式处理，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已不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
　　（二）将廉租住房转借、转租或者改变用途的；
　　（三）无正当理由累计6个月以上未交纳廉租住房租金的；
　　（四）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以上未在所承租的廉租住房居住的；
　　（五）违反合同约定应当退回廉租住房的其他情况。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对隐瞒家庭人口、收入及住房等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廉租住房保障的，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市）人民政府不予受理，并给予警告；对已取得廉租住房保障登记但未获得廉租住房保障的，给予警告，取消其登记；对已获得廉租住房保障的，责令其退还已领取的租赁住房补贴款，或者退出实物配租的住房并按市场价格补交以前房租。
　　对涉及出具虚假证明的单位和个人，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三十三条 对未经批准擅自对廉租住房改修、改建或者改动设施设备的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按照《哈尔滨市物业管理规定》和《哈尔滨市城市房屋安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四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具有行政监督权的部门依法予以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对申请廉租住房保障家庭的资格审查把关不严，造成不具备资格家庭违法获得廉租住房补贴或者廉租住房的；
　　（二）对经轮候已取得廉租住房或者租赁住房补贴资格的家庭拖延给予保障的；
　　（三）违法实施收费或者行政处罚的；
　　（四）挪用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
　　（五）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第三十五条 廉租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认真履行职责，不得利用职权徇私舞弊。
　　违反本条前款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棚户区改造和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重点工程中涉及的廉租户安置和廉租住房配建，按照市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区、县（市）人民政府可依据本办法，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可依据本办法，根据各自职责制定相应配套文件。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2003年5月21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哈尔滨市城市廉租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哈政发法字[2003]18号）同时废止。



一种社会性监管模式——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理性回归
李长健 张 锋

（本文发表于《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作者简介：李长健，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法学系主任，经济法学硕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生，湖北省法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市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和“三农”法律问题研究。 张 锋，安徽涡阳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学、行政法学。

摘要：动态社会契约理论论证了三元社会结构的合法性，食品安全监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它可以有政府主体、市场主体供给，还可以有社会中间层主体供给。对以上三种供给模式的成本收益分析，论证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将理性回归到一种社会性监管模式。
关键词：食品安全监管 动态社会契约论 社会性监管模式
Abtract：The dynamic society contract theory has proved the triangle social structure validity. As one kind of public product ,food’s safty supervising may not only have the government supervising, but the market supervising and also the social intermediate supervising. The article analyzes three kind of cost - income pattern，point out that food’s safty supervising pattern will return to the rational social supervising pattern.
Key word: Food’s safty supervising The dynamic society contract theory Social supervising pattern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2005年从“苏丹红”事件到牛奶事件、甲醇啤酒、孔雀石绿、致癌薯条，食品安全的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食品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关系到每个食品消费者的切身利益、社会的稳定。我们面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挑战，应该建立怎样的监管机制，实行怎样的监管模式对食品安全进行有效的监管呢？
一、 动态社会契约理论——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的形成
传统的社会契约论构建了“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元架构，随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变化，两元架构下出现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现象，于是社会对社会结构提出了新的需求，动态的社会契约论也就应运而生。动态社会契约论包括两层内涵：一方面，人们将部分权力让渡给某个主权者——即政府（国家）。由于社会情形的变迁，又将部分权力让渡给一些社会中间层组织；政府为了保障人们的安全、自由、正义、公平、秩序、效率，也将一些人们让渡的权力，让渡给社会中间层组织。另一方面，社会中间层——社团既是其成员缔结契约的结果，又是人们与政府缔结契约的结果，因此在其社会与契约关系中，根据社会地位（角色）即身份不同，分别施加不同的影响，即保持人们交易过程中的“校正公平”。动态的社会契约论以新自然法思想与社会连带主义思想为底蕴，弥补了社会契约论的不足与契约自由的流弊，构建了从政府、个人的二元社会主体结构到政府、社会中间层组织、个人三元社会主体结构，并且形成了三元互动结构下权利形态：第一，以人们手中掌握的不断缔约能力——即宪法上规定的结社权，不断对政府（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各国政府不断改善，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第二，使公共利益的单一代表制（政府）转化为公共利益的多个代表制（政府、社团、个人），形成公共利益代表者的有效竞争机制；第三，社会中间层主体藉此取得合法权利，能够增强其成员收集信息的能力，强化其判断力。[1]社会动态理论的确立，从自然法、契约论的角度论证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政府主体监管、社会中间层主体监管、市场主体监管进行合理的产权配置的理论基础。食品安全监管作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它的供给主体可以是政府主体，也可以是社会中间层主体和市场主体，使它们在三元互动格局进行有效的竞争，并形成对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性监管模式。
二、三种食品监管模式的比较——成本收益分析
（一）主导型监管：政府监管模式成本收益分析
国家食品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关系到一个国家食品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行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食品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和竞争力，最重要的是它关系到每个食品消费者的切身利益、社会的稳定和社会公共利益。试想一个国家连公民的食品安全都不能保障，那么它的职能如何实现？它又怎能代表公民的利益、实现社会公整体利益可持续化呢？食品安全这一公共领域，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者，政府公权力是必须涉入的，运用政府公权力对食品安全监管，在立法、执法、法律救济、法律监督具有天然的成本优势。食品安全监管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是一种纯粹的公共产品，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它的资产专有性程度高，提供替代产品的成本代价高昂，并且很难获得法律上的权威性。食品安全监管关系到国计民生、政府职能的实现、社会的稳定，若由市场主体或社会中间层主体在食品安全监管立法、执法、司法的供给，它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是巨大的，不能发挥政府权力在这一领域的规模成本优势、政府公信力优势，并且一旦失控，可能造成社会巨大的损失。
政府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需要巨大的运行成本。第一，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人，也是有限理性的，也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在制定、运行相关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时，也要考虑成本收益，它可能会为了政府利益而忽视个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甚至直接损害个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由于政府的行政官僚组织庞大，缺乏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政府官员可能在理性经济人的支配下，导致政府权力异化，出现权力设租、寻租现象，使公共产品的供给违背初始目标；第二，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单一供给模式，使公众对供给的公共产品缺少可选择性，政府在没有任何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可能致使行政效率的低下，行政管理成本增加；由于政府行政权力的单方性、强制性、刚性， 导致行政监管行为的不易接受性，受监管主体可能会对监管行为不服，导致监管行为的执行困难，增加行政的执行成本，也会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增加解决纠纷的成本，使我国原本有限的司法资源更加紧张，社会的诉讼成本增加；第三，政府若既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供给者，又同时履行监管者的角色，在没有相应的竞争机制的压力下，在监管成本的约束下，政府缺乏食品监管制度供给的创新动力，导致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失衡。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在制度不均衡的情况下，产权难以界定清楚，社会资源会产生巨大的浪费，增加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2]第四，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技术性、专业性有限，而受监管主体在技术上往往拥有信息成本优势，政府要想对受监管主体有效监管，必须在相关的技术、专业、行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精力，直接增加了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运行成本。
（二）主体型监管：社会中间层组织监管模式的成本收益分析
社会中间层组织是指，以供给准公共产品为主要取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不具有强制性，实行自愿和自治式运作，独立于政府主体和私人主体之外的组织机构。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准公共性，它的设立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以社会整体利益优化，主要供给准公共产品，不以供给私人产品为主要取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它面向市场但不屈从于市场、超脱于市场但不能超越于市场；第二，非强制性，即完全不能（或主要不能）像政府部门那样借助于政府机器的强制力量来开展活动，也就是说，它应当主要靠自愿和自治的方式来运作；第三，独立性，即它在法律地位上是不能是政府的附属物，在人员任免上不能是政府编制，在业务活动上不能是政府命令或包办，以保证它的管理规范、公平、公正，平衡协调政府和私人之间的关系；第四，专业性，食品的安全信息具有较高的技术性、专业性，而且受监管者总是具有信息成本优势，这就需要社会中间层主体具有专业性，能在相关的专业、行业、领域提供专业的服务，平衡各主体信息不对称之间的矛盾。[3]
社会中间层主体所具有的特征，使它在供给（准）公共产品时更具有效率性、公正性、适应性、可接受性、专业性、独立性，降低具体食品安全监管的成本。第一，降低执行成本，社会中间层组织具有独立性、民间性、专业性，它作出的行为相对专业、权威、可接受性，使受监管主体乐意接受具体的管理、处理行为，减少食品安全监管的执行成本，同时监管的可接受性，降低了食品安全纠纷出现的概率，节约了司法资源，降低了诉讼成本；第二，降低了交易成本，社会中间层主体的专业性、独立性、增强了受监管主体之间的信任、消费者对食品生产企业的信任，大大降低了市场主体信息收集的成本、谈判成本、签订契约的成本。社会中间层主体的专业性，使他们在制定一些监管标准、检测的手段时更加科学具体，可以更好的实现对受监管主体的监管，减少受监管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减少消费者和其他企业的额外成本；第三，降低监管制度均衡成本，制度的每次均衡都是在很多次制度博弈的结果，社会中间层组织构建了政治政府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桥梁，使有效的信息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顺利传递，减少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平衡的周期与频率，降低了制度均衡的成本；[4]第四，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有效监管，减少政府监管的成本，减少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直接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当然，社会中间层主体的存在也需要运行成本，也有自己的利益追求，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异化和寻租。目前对转基因产品的推广，很多中间层主体受利益驱动都提倡推广，但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没有得到科学的认定，一旦发生事故，后果损失难以计算，所以政府也要对社会中间层主体进行必要的监管，增加政府对中间层主体监管的成本。但社会中间层主体在日常具体的监管中，在技术性强、专业性强的领域有较大的监管成本优势，并且政府相对容易对社会中间层主体进行有效监管，监管的社会边际收益大于社会边际成本。
（三）基础型监管：市场主体监管模式的成本收益分析
市场活动主体包括食品企业的投资者、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等，他们都是食品安全监管的市场主体，但是消费者与食品安全利益关系最大，其他市场主体在一定的程度上本身也是消费者，所以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消费者监管的成本收益问题。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有以下权利：（1）追求安全的权利；（2）知情权；（3）选择权；（4）公平交易权；（5）依法求偿权；（6）监督批评权。这些法定权利为消费者对受监管主体的监管提供合法、合理的依据。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个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他们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动力最强，呼声最大，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对相关主体施加压力，通过公民的投票权、结社权推动国家、社会中间层的监管；食品消费者代表的利益主体最广泛，利害关系最明确，他们可以通过消费者购买指数对受监管主体的经济利益进行影响，使受监管主体认识到食品安全关系到自身的经济利益、利润；同时食品消费者通过诉讼等法律方式实现对受监管主体的监督，加大受监管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使他们在巨大的成本压力下规范运作；最后，食品消费者的直接监督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受监管主体的机会行为，也在另一方面节约了政府、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监管成本。
对于食品消费者来说，食品供给者具有明显的信息成本优势，他们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食品消费者获得食品安全信息的成本高昂，不可能在购买食品时收集所有相关的食品安全信息；另外食品安全信息具有专业性、技术性特点，普通的消费者也不具有收集、分析、判断的能力，并且信息收集、分析、处理的成本巨大；还有食品安全隐患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现，如果这也需要消费者自我鉴别，也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成本高昂；普通消费者提起食品安全诉讼，因为信息的不对称，食品安全的举证需要较强的专业性，所以在举证方面比较困难，这也增加了消费者的诉讼成本；还有食品安全关系重大，一旦发生事故，它的社会危害后果不堪设想，比如“公地悲剧”的出现，这些证明了消费者个体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成本巨大，不具有可操作性，不利于保障消费者的基本权利。
三、理性回归——中国食品安全社会性监管模式
（一）社会性监管模式的成本收益分析
食品安全社会性监管模式是一种整合政府资源、社会资源、个人资源的综合性监管模式，它是以政府监管为主导，以社会中间层监管为主体，以市场监管为基础，合理配置食品安全监管的权力，实现制度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均衡，以降低社会监管成本，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可持续性化的一种监管模式。
社会性监管模式是对原有的社会监管资源的有机整合，而不是三者的简单相加组合，它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收益，我们可以对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第一，降低食品安全监管的立法、执法、司法成本。食品安全社会性监管是三元社会主体合理互动的结果，国家在进行食品安全的立法时，充分考虑了其他监管主体和利害关系人的利益，社会中间层主体和公众对立法的积极参与，食品安全信息在国家、社会、个人之间顺畅流动，增加了国家食品安全立法的科学性；由于国家立法的科学性，社会中间层主体提供技术、标准方面的专业、中立、公正，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提高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权威，增加社会受监管主体对监管行为的接受程度，使食品监管的规定利于执行，减少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执行成本；食品安全监管立法的科学完善，执行的可接受性，减少了监管方面的纠纷，减少了不必要的诉讼成本，减轻国家司法资源的压力。第二，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社会性监管模式在国家、社会中间层、消费者之间搭建了信息平台，食品安全信息低成本的向公众公开，消费者易于收集、分析、判断食品安全信息，相关主体在较低的信息成本下进行交易，降低了食品交易的契约成本，增加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指数，提高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增加社会的经济收益。第三，降低食品监管制度的供给、变迁、创新的成本。由于三元主体共同参与对食品安全监管这一公共产品的供给，首先在数量上增加了公共产品的供给，即增加了社会的总收益。再者，三元主体的供给，势必出现有效的竞争格局，在巨大竞争的压力下，供给主体必将提高供给的质量；[5]三元监管主体的合意均衡，信息合理高效流动，监管制度更易于实现相对均衡，降低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变迁成本；三元监管主体之间的有效竞争，增加了社会监管制度创新的动力，创新高效的监管提高了社会收益。
（二）中国食品安全社会性监管模式的合理构建
1、加强国家在食品安全立法、执法、司法方面的监管。
第一，强化食品企业的市场准入标准。建立严格的食品企业市场准入制度，从源头上制止不安全食品进入市场，是食品安全防护网的首要防线。我国法律应该明确食品经营企业具备的卫生条件和检测手段，对食品企业的立项、安全状况进行实质性审查，增加对食品企业的投资者和管理者强制性的培训和实质性的、不流于形式的考核，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二，整合我国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体系。我国目前对食品安全监管的主要法律法规又《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这些法律存在交叉、重叠、矛盾、空白，对同一食品违法行为，法律又不同的规定，有些规定甚至是矛盾的，但对有些违法行为，却出现法律的空白，没有相应的法律去规范，导致不必要的纠纷增加，诉讼成本增加，政府司法资源浪费；第三，加大受监管主体的违法责任后果。食品企业是有限理性的，具有经济人思维，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他们在进行食品的供给时，拥有较大的信息成本优势，如果对违法后果的预期成本低于违法收益，他们它会尽一切努力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公然违背政府法律，甚至损害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必须加大它的违法责任后果，不能仅仅停留在罚款层次、行政处罚层次，而要给予相关责任人刑事处罚，能力处罚——禁止它从事食品生产的资格，对违法企业的商誉给予降级惩罚，增加食品企业的违法成本，使它在巨大经济、法律、社会成本的压力下克制机会主义行为。
2、健全社会中间层监管的组织体系。
第一，提高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法律地位。目前我国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数量有限，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并且我国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法律地位不高，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在人事、业务、财务上受行政机关很大的限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中间层的监管将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主体，所以要大力发展社会中间层主体，赋予其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使他们能独立得做出行为，政府也要把具体的食品安全管理权限回归社会中间层主体，使他们拥有准公共权力，保障它们的独立性、权威性、公正性；同时也对社会中间层组织的成立资格做出明确的规定，保证它的专业性。第二，建立体系完整的社会中间层组织。社会中间层组织是监管食品安全的主体，要实现监管主体的功能，必须建立完整的组织体系，即建立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机构、食品安全的检测机构、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机构、食品安全信用评估机构、食品安全的信息收集、分析、披露机构，各机构分工合作，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共同实现对食品安全的社会性监管。第三，建立社会性监管网络，社会性监管本质是整合社会资源，利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实现监管目标，即调动政府立法、执法、司法监管、社会中间层具体业务管理、媒体舆论监督、个人的监督起诉等，并利用网络平台，及时通报、发布食品安全的信息，并且实现在各监管主体之间信息共享，降低公众收集食品安全信息的成本。
3、确保市场活动主体的权利，激励引导受监管主体的健康发展。
第一，确保消费者个人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诉讼权等。无论是政府主体的监管，还是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监管，都是由具体的个人来操作，而每个具体的个人都将扮演消费者的角色，所以落实每个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诉讼权，也就客观上推动政府主体监管和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监管的实施；另外，消费者个人利益受到侵害，也最有动力对政府和社会中间层施加压力，比如，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来促使他们履行监管义务，实现对食品安全的依法监管。第二，规范受监管主体的行为。受监管主体是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社会性监管模式要建立利益驱动机制，用利益来引导企业的行为，使受监管主体行为符合政府、社会的整体利益要求，这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经济法的价值追求。这就要求政府利用税收、信贷、金融、投资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并且给予守法的受监管主体一定的信誉、荣誉称号，运用经济政策来引导它们的健康发展，减少直接监管的管理成本、运行成本、执行成本、监督成本，降低了社会监管的总成本。
结论：通过对二元架构到三元架构的理论基础——动态社会契约论的分析，结合对公共产品的细分，引入了对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供给的竞争机制，运用交易成本、监管成本、执行成本、诉讼成本、信息成本、制度均衡成本等经济参数，比较了三种监管模式的成本收益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种社会性监管模式。文中运用了较多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也即成本收益分析，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中各种社会成本很难计算、量化，并且社会成本也是动态的，有静态的代内成本，也有动态的代际成本，所以进行的社会成本收益分析也是值得商榷的。[6]但是，我们可以从比较的视角看到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发展趋势。正如科斯在1998年所指出的：在法律和经济学这一新领域里，人们将面临艰巨的任务。经济制度和法律的关系极为复杂。法律的变化对经济制度的运行和经济政策具体表现产生许多效应，我们还一无所知。……在我们面前，是那遥远、艰巨而又值得试探的旅途！[7]
参考文献：
[1]郑少华.动态社会契约论:一种经济法的社会理论之解说[J].载王全兴主编.经济法论丛.
[2]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李长健.新编经济法通论[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
[4]张乃根.经济学——经济学视野里的法律现象[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5]钱弘道.经济分析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3.
[6]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法学与法经济学分析[M].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
[7][美]波斯纳.法律理论的前沿[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