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公众移动通信系统基站管理办法
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人民政府令 第271号
《湖北省公众移动通信系统基站管理办法》已经2004年11月8日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矛发布，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省长
罗清泉
2004年11月23日
湖北省公众移动通信系统基站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众移动通信系统基站的设置、使用行为，维护空中电波秩序，保障移动通信业务运营单位和社会公众的权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和《湖北省无线电
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公众移动通信系统
基站(以下简称基站)的设置、使用和管理活动。
本办法所称的基站是指在一定的无线电覆盖区中，通过无线
通信交换中心，与无线终端之间进行信息传递的无线电收发信电
台。(采用GSM数字移动通信系统基站、CDMA数字移动通信系
统基站、数字集群通信系统基站、PHS无线接入系统基站以及采
用其他技术体制的无线电通信系统基站)。
本办法所称的移动通信业务运营单位(以下简称运营单位)是
指依法获得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在本省建设移动通信网络，
并向社会公众提供移动网络语音、数据、图像业务和其他增值电信业务的单位。
第三条 省无线电管理机构负责本省境内基站的监督管理工
作。
第四条 设置、使用基站必须依法办理设台审批手续，取得
无线电台执照。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设置、使用基站。
第五条 基站布局应当根据无线电通信发展规划和服务的需
要，确定无线电覆盖范围，并符合国家有关电磁辐射环境保护和
城市规划的要求。
第六条 运营单位应根据发展需要编制基站布局的长远规划
和年度计划，并报所在地规划主管部门审批，送无线电管理机构
备案。
在城市规划区和风景区内，基站设置应兼顾城市市容景观的
整体要求；有条件的地区，应逐步实现基站设置景观化。
第七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在审核运营单位提出的年度计划中
发观不同运营单位在基站布局或选址有重复的，由省无线电管理
机构按照基站资源共享的原则协调安排，避免重复设置。
第八条 运营单位在进行公众移动通信网络建设时，应于工
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后，向省无线电管理机构报送网络建
设的申请和方案。基站设置方案应由具有法定资质的工程设计单
位编制。
基站设置单位在基站设置前，应向省无线电管理机构提供下列资料：
1、设置基站的书面申请；
2、相关的申请表和技术资料申报表；
3、设置基站使用的发射设备的型号核准书；
4、基站站址的电磁辐射测试报告等。
第九条 收到基站申请资料后，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对基站的
站址、使用频率、发射功率、电磁环境和网络配置等进行审查和
电磁环境测试和电磁兼容分析，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
决定。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条 运营单位根据省无线电管理机构的设台批复，进行
基站设备安装。
基站设备安装应当按照国家建筑工程的有关规定进行，不得
危及相关建筑的安全。
第十一条 设置、使用基站时，应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避
免对其他无线电通信系统造成有害干扰。
第十二条 基站试运行30--90个工作日后，省无线电管理机构依据组网技术设计文件和审批核定的项目，对网络规模、站址及设备参数进行核准；依据国家有关技术标准，组织对基站设备的射频指标进行检测。
验收合格后，由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无
线电台执照》。
第十三条 运营单位变更己设基站站址、频率、发射功率，天线高度等核定项目的技术特性之前，应当向省无线电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执照变更手续。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改变基站上述核定项目的技术特性。
撤销、停止使用基站，应当向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四条 对依法设置的基站，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保护
其免受干扰。在可能产生干扰或已经产生干扰的情况下，省无线
电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处理。
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在处理有关干扰事宜时，可采取必要的技
术措施。
第十五条 工业、科学、医疗设备、电气化运输系统、高压
电力线、信息技术设备及其他非无线电设备产生的无线电波辐射
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有关无线电管理规定，并对正常使
用的基站产生有害干扰的，由非无线电设备所有者或使用者采取
措施予以消除。
第十六条 基站的设置、使用单位应当接受无线电管理机构
的监督检查。
无线电管理机构在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对已核准的站址、
频率配置等技术参数进行核查，对基站设备的无线电射频指标按
一定比例定期抽测。发现问题，应当责令运营单位及时整改。
第十七条 临时设置、使用基站，应于启用前l0日向无线电
管理机构提交书面申请和相关技术资料。经审查批准后，办理临
时设站手续。临时设置、使用的基站，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90日。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法规、规章已经作出行政处罚
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具
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可以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条 无线电管理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
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予以批评教育，直至给予行政处
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论我国刑辩律师保密特权制度的完善
——以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为视角
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新增了辩护律师的保密特权——“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这一条文标志着律师保密特权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领域的正式确立。但目前法律对律师保密特权的具体内容及行使程序均缺乏具体规定。虽然辩护律师保密特权在英美法系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法律上由模糊到相对完备需要一个过程。下面笔者就这一新制度的法律完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一、现有法律规定的不完备之处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对我国律师保密特权的确立具有划时代意义。条文设置上，它既从正面对辩护律师对“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的保密权予以肯定，又从反面对该特权作出限制性规定，将“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信息排除在保密特权之外。但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中的律师保密特权显得过于单薄，诸多问题还待明确。
1．权利主体过于狭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实际上只规定了律师保密特权的一个方面——律师拒证权，但这只是律师保密特权的一个方面。在律师保密特权中，辩护律师首先对委托人有保密的义务，其次才对侦查、公诉、审判机关有拒证权。因此除了律师有拒证权，委托人也有权拒证或要求律师拒证。例如，在律师保密特权发源地的英美法中，律师保密特权被称为“律师——客户特权”，其权利主体是委托人，律师拒证权也是源于委托人。而在我国其权利主体却是律师，换句话说，如果律师放弃这一权利，委托人不愿意也无可奈何，这显然违背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诉讼权利的立法初衷。
2．对辩护律师与委托人的身份界定不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中的“执业活动”从什么时候起算，是从正式达成委托协议之时起算，还是从为委托而进行谈判之时起算？在此过程中，辩护律师聘请的律师助理、专业人士知悉相关情况的是否也享有保密特权？委托人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还包括可以代表他们的亲属？委托人为单位的，律师与单位中哪些人的交流属于保密范围？
3．受保护信息的范围不明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属于有权不予披露的信息。那么，委托人向辩护律师秘密提交的犯罪工具等物证是否也在此之列呢？再如，委托人向辩护律师作有罪陈述后又将该信息无意中说给第三人听的，是否还受保护呢？对此，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等方法增加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例外规定，以统一司法尺度。
4．特权的行使程序不明确。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条对刑事诉讼法四十六条第二款进行了补充——“辩护律师向人民法院告知其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实施、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案，立即转告主管机关依法处理，并为反映有关情况的辩护律师保密”，但对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权利如何行使并无规定。缺乏程序规定将使权利形同虚设，因此必须对律师保密特权的行使程序予以明确。
5．特权的存在期限不明确。双方委托关系终止后，委托人与辩护律师过去的秘密交流是否仍受保护？委托人为自然人的，委托人去世后其相关信息是否仍受保护？委托人为机构、组织的，该机构、组织解散后，他们之前的秘密交流是否仍受保护？
6．保密特权与其他条文冲突时的解决机制不明确。为保障律师保密特权不受侵犯，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增加了“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的内容，同时废除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这些配套措施保障了律师保密特权的实施，也使诉讼法条文整体上保持和谐，但条文之间仍存在有冲突的地方。例如，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只规定律师对委托人或其他人准备或正在实施的某些严重犯罪有报告义务，而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这里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当然包括律师。因此一百零八条的举报范围已超越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告知范围，二者是存在一定冲突。法律上对如何解决辩护律师可能面临的两难境地尚待明确。
二、相关法律完善建议
1．应明确律师保密特权的功能定位。价值基础是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源泉。因此构建一项法律制度时首先要明确其背负的功能定位。根据国际刑事司法精神，律师保密特权的功能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保护当事人信赖利益。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委托关系，而这种委托关系的基础就是相互信赖。这种信赖，是律师得以开展业务活动的基础和前提。二是阻止控诉方从辩护律师口中得到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言词证据，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精神是一致的，律师保密特权彻底杜绝变相获得源自被告人的言词证据。虽然以上价值观与我国注重实体真实、打击犯罪的诉讼传统存在差异，但任何理由都不能阻挡现代刑事诉讼程序向对抗制和保护人权方向发展的步伐。
2．应明确律师保密特权的具体内容。在律师保密特权的具体内容设置上，笔者认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有选择地借鉴美国法的成熟经验。首先，应将委托人纳入权利主体。既然律师保密特权的主要功能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那么他们更加有权拒绝披露或禁止他人披露与律师秘密交流的信息，而不应将这一权利止步于辩护律师。其次，保密信息的内容应包括委托关系成立前的法律服务谈判。这是因为，委托人向拟聘请的辩护律师诉说案情后最终却没有达成委托协议的情形常有发生，若将这部分交流信息排除在保密信息之外则会使寻求法律服务的谈判缺乏公平交易的基础。再次，该特权的期限应为永久。这不仅与国际惯例相符，也已在我国《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39条中有所体现。最后，还要丰富律师保密特权的例外性规定，以进一步明确该受保护信息的范围。例如可将物证、律师-客户关系形成前就已存在的书证、委托人明知不相干的第三人在场仍向律师所作的陈述、委托人自愿向第三人泄露的信息等排除在外。
3．应明确律师保密特权的适用程序。首先应当明确委托人、律师是这一特权的主体，然后当他人要求披露某一信息时，权利主体必须及时引用该特权，否则视为放弃。该特权可在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予以引用。若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引用的，侦查机关、公诉机关不得强制权利主体就保密内容作证，应待进入审理阶段后由法官作出是否属于保密范围的判断。
4．应明确法条冲突时的解决办法。鉴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含辩护律师在内的人的举报义务范围已超越第四十六条辩护律师特权的例外规定，因此，笔者建议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调整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但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主要是考虑到现代法治精神对辩护关系、亲属关系等特殊信赖关系的保护与第一百零八条之间的争议性比较大，对其增加但书规定，给律师保密特权及刑事诉讼法日后的其他可能修改均留有了余地，有利于增强法条之间的兼容性，促进法律的不断完善。
（作者单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