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蒂隆的科学与不科学的贝蒂隆/兰绍江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31 23:29:24 浏览:8539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我曾经在1999年写了一篇短文，今日偶然翻出重读，觉得对自己仍有启发和警示，所以愿意奉献出来，供更多的人与我共勉。
贝蒂隆的科学与不科学的贝蒂隆
(兰绍江)
阿 方斯•贝蒂 隆 (Alphonse Bertillon)是十九世纪法国巴黎警察局的一名警察，曾因创造了“人体测量法”被誉为首先在警察工作中运用科学方法进行人身识别的人。
在贝蒂隆以前，警方辨别前科犯、通缉犯和冒名顶替坐牢的人，只是凭借对外貌的记亿和描述。担任查缉工作的警察常常要到监狱去，让被关押的人们站在自己面前或围着自己转，从中辨认要查找的目标。这种方法当然极不可靠。1879年3月，贝蒂隆靠父亲的推荐到巴黎警察局当上了一名小公务员，负责在监狱内登记犯人卡片，内容包括姓名、化名、罪行、判决和体貌特征描述。时间一长，他对这种单调、枯燥、低效而又不准确的工作深感不满。贝蒂隆出身“科学世家”，他的祖父是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父亲是统计学家和著名医生。贝蒂隆在家庭的熏陶下，有一定的统计学知识和科学的头脑。他曾听到祖父和父亲多次讨论和研究过比利时统计学家凯特列特的一种观点:世界上没有两个人在身体的各尺码上完全一致。受此启发，贝蒂隆在上司的默许下，从1879年7月开始在监狱内进行人体测量统计。通过对大量测量数据的分析，他发现在所测一项数据中，两个成年人完全相同的概率为4:1；两项数据完全相同的概率为16:1。在大量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贝蒂隆筛选了11项数据:身高、坐高、双臂展宽度，头长、头宽、两额宽、右耳长、左下臂长、左中指长、左小指长、左足长，并计算出11项指标均相同的重复概率为4194304:1。他将自己的发现于当年8月和10月两次向当时的警察局长路易•安德留报告，但却根本没引起重视。贝蒂隆的成果得到了他父亲的支持和赞赏，为他多次奔走宣传，称它“意味着警察工作的一次革命”。直到1882年11月，新任警察局长卡梅克斯被说服，准许贝蒂隆进行三个月的“盲测”试验，如果在这三个月中查出了前科犯，则允许其继续进行研究。这在尚没有积累足够多人的测量数据档案时，是相当苛刻的条件，它意味着必须有人在这三个月内曾两次入狱！贝蒂隆和他的两个助手日以继夜地对入监犯人进行测量、登记、分类和比对。随着时限的逼近，贝蒂隆焦急万分。真是天不绝人，1883年2月20日测量了一个自称叫“杜邦”的人，发现他同1882年12月15日被测量的名叫“马丁”的人的数据完全相同。贝蒂隆兴奋得立即揭露说杜邦曾因盗窃于1882年12月被捕，当时叫马丁，马丁无法抵赖。次日，巴黎的报纸把这一发现作为新闻予以报道。贝蒂隆的测量法被获准无限期试验。1883年查出48名前科犯，1884年查出300名前科犯。贝蒂隆及其人体测量法因此名扬世界，推广到几乎整个欧洲和亚洲、美洲部分国家。巴黎建立了人体测量中心，贝蒂隆当主任，一个新词——Bertillonage(贝蒂隆鉴别法)诞生了。此外，贝蒂隆还改革了人像辨认照相方法，拍照正面和侧面照片各一张(此法沿用至今)；他把人像的五官分解，按形状分类，然后进行人像组合拼贴，供通缉人犯使用(此法亦沿用至今)。
贝蒂隆的功绩不仅是创造了人体测量法，更主要的是在于他首先采用科学手段进行人身识别。在这方面，他是公认的先驱者。但是，当1892年，更优秀的人身识别方法—— “近代指纹技术”诞生，并将要取代人体测量法时，贝蒂隆却成了顽固的守旧派。他深知指纹鉴别法的意义，但却不想正视和接纳它，甚至妒恨宣传和应用指纹技术的人，以致在其去世前的二十余年里停滞不前，无所作为。为什么科学的先驱者落得如此结局?我们猜测无非是不想自己的成果被淘汰，不愿自己的荣誉地位受到挑战，抑或还因为近代指纹学创始在英国。但是，不论是顾忌什么，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是不可阻挡的，推陈出新是科学进步的必然法则。假设贝蒂隆当初对指纹鉴别法采取了一种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接受这种新的事物，并且运用自身统计学的优势，去研究指纹各细节特征的出现概率，探寻利用指纹特征进行人身识别的科学标准和指纹分类问题，从而为近代指纹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他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些的），那么无疑他又将成为指纹学的先驱之一，继续走在警察科学的前沿。可惜他没有这么做。
历史上的许多人或事往往雷同。我们中国人在宋代就发明了火药，大大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热兵器，曾以此称雄世界。但是后来，却由于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妄自尊大，导致固步自封，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各方面远远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步伐。西方列强却利用了我们的发明并推陈出新，制造了坚船利炮，毫不留情地奴役了我们百余年。一些人物、思想或事件，在历史的某个时期可能是促进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但到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不能审时度势顺应历史，就可能被历史抛弃或成为阻碍进步与发展的因素。前车之鉴告诫我们，必须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科学，用辩证的进取的思维去认识和顺应辩证发展的社会，不断打破陈规、更新观念、改革创新，才能永远自由地跻身于先进行列。
原载于《天津公安报》1999年2月14日第四版
贝蒂隆的科学与不科学的贝蒂隆
(兰绍江)
阿 方斯•贝蒂 隆 (Alphonse Bertillon)是十九世纪法国巴黎警察局的一名警察，曾因创造了“人体测量法”被誉为首先在警察工作中运用科学方法进行人身识别的人。
在贝蒂隆以前，警方辨别前科犯、通缉犯和冒名顶替坐牢的人，只是凭借对外貌的记亿和描述。担任查缉工作的警察常常要到监狱去，让被关押的人们站在自己面前或围着自己转，从中辨认要查找的目标。这种方法当然极不可靠。1879年3月，贝蒂隆靠父亲的推荐到巴黎警察局当上了一名小公务员，负责在监狱内登记犯人卡片，内容包括姓名、化名、罪行、判决和体貌特征描述。时间一长，他对这种单调、枯燥、低效而又不准确的工作深感不满。贝蒂隆出身“科学世家”，他的祖父是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父亲是统计学家和著名医生。贝蒂隆在家庭的熏陶下，有一定的统计学知识和科学的头脑。他曾听到祖父和父亲多次讨论和研究过比利时统计学家凯特列特的一种观点:世界上没有两个人在身体的各尺码上完全一致。受此启发，贝蒂隆在上司的默许下，从1879年7月开始在监狱内进行人体测量统计。通过对大量测量数据的分析，他发现在所测一项数据中，两个成年人完全相同的概率为4:1；两项数据完全相同的概率为16:1。在大量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贝蒂隆筛选了11项数据:身高、坐高、双臂展宽度，头长、头宽、两额宽、右耳长、左下臂长、左中指长、左小指长、左足长，并计算出11项指标均相同的重复概率为4194304:1。他将自己的发现于当年8月和10月两次向当时的警察局长路易•安德留报告，但却根本没引起重视。贝蒂隆的成果得到了他父亲的支持和赞赏，为他多次奔走宣传，称它“意味着警察工作的一次革命”。直到1882年11月，新任警察局长卡梅克斯被说服，准许贝蒂隆进行三个月的“盲测”试验，如果在这三个月中查出了前科犯，则允许其继续进行研究。这在尚没有积累足够多人的测量数据档案时，是相当苛刻的条件，它意味着必须有人在这三个月内曾两次入狱！贝蒂隆和他的两个助手日以继夜地对入监犯人进行测量、登记、分类和比对。随着时限的逼近，贝蒂隆焦急万分。真是天不绝人，1883年2月20日测量了一个自称叫“杜邦”的人，发现他同1882年12月15日被测量的名叫“马丁”的人的数据完全相同。贝蒂隆兴奋得立即揭露说杜邦曾因盗窃于1882年12月被捕，当时叫马丁，马丁无法抵赖。次日，巴黎的报纸把这一发现作为新闻予以报道。贝蒂隆的测量法被获准无限期试验。1883年查出48名前科犯，1884年查出300名前科犯。贝蒂隆及其人体测量法因此名扬世界，推广到几乎整个欧洲和亚洲、美洲部分国家。巴黎建立了人体测量中心，贝蒂隆当主任，一个新词——Bertillonage(贝蒂隆鉴别法)诞生了。此外，贝蒂隆还改革了人像辨认照相方法，拍照正面和侧面照片各一张(此法沿用至今)；他把人像的五官分解，按形状分类，然后进行人像组合拼贴，供通缉人犯使用(此法亦沿用至今)。
贝蒂隆的功绩不仅是创造了人体测量法，更主要的是在于他首先采用科学手段进行人身识别。在这方面，他是公认的先驱者。但是，当1892年，更优秀的人身识别方法—— “近代指纹技术”诞生，并将要取代人体测量法时，贝蒂隆却成了顽固的守旧派。他深知指纹鉴别法的意义，但却不想正视和接纳它，甚至妒恨宣传和应用指纹技术的人，以致在其去世前的二十余年里停滞不前，无所作为。为什么科学的先驱者落得如此结局?我们猜测无非是不想自己的成果被淘汰，不愿自己的荣誉地位受到挑战，抑或还因为近代指纹学创始在英国。但是，不论是顾忌什么，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是不可阻挡的，推陈出新是科学进步的必然法则。假设贝蒂隆当初对指纹鉴别法采取了一种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接受这种新的事物，并且运用自身统计学的优势，去研究指纹各细节特征的出现概率，探寻利用指纹特征进行人身识别的科学标准和指纹分类问题，从而为近代指纹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他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些的），那么无疑他又将成为指纹学的先驱之一，继续走在警察科学的前沿。可惜他没有这么做。
历史上的许多人或事往往雷同。我们中国人在宋代就发明了火药，大大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热兵器，曾以此称雄世界。但是后来，却由于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妄自尊大，导致固步自封，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各方面远远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步伐。西方列强却利用了我们的发明并推陈出新，制造了坚船利炮，毫不留情地奴役了我们百余年。一些人物、思想或事件，在历史的某个时期可能是促进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但到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不能审时度势顺应历史，就可能被历史抛弃或成为阻碍进步与发展的因素。前车之鉴告诫我们，必须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科学，用辩证的进取的思维去认识和顺应辩证发展的社会，不断打破陈规、更新观念、改革创新，才能永远自由地跻身于先进行列。
原载于《天津公安报》1999年2月14日第四版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