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统一规范旅游质监执法标志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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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统一规范旅游质监执法标志的通知
关于统一规范旅游质监执法标志的通知
旅办发〔2013〕10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游局（委）：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以下简称《旅游法》），大力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加强旅游质监执法工作，提升旅游质监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水平，树立旅游质监执法队伍良好形象，便于社会各界监督，拟在全国范围统一规范旅游质监执法标志。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一使用“中国旅游质监执法标志”
全国各级旅游质监执法机构统一使用“中国旅游质监执法标志”（见附件3第1页）。该标志是旅游质监执法工作的专用特定标志，可用于旅游质监执法机构对公众服务场所、会议会标、宣传活动、执法车体、旅游质监执法机构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持有行政执法证人员的胸牌及其他与旅游质监执法工作有关的设施设备、办公用品等。
二、统一旅游质监执法人员胸牌和编码
全国各级旅游质监执法机构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持有行政执法证的人员使用样式一致的胸牌（见附件3第6页），在开展旅游质监执法工作时佩戴于左胸。旅游质监执法人员佩戴胸牌时，着装应当整洁、严肃、规范，有条件的地方，可对旅游质监执法人员着装提出规范要求。对上述旅游质监执法人员进行统一编码管理，各级旅游质监执法机构及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按照《旅游质监执法人员编码使用办法及编码规则（暂行）》做好编码、审核及备案等工作。
三、统一旅游质监执法车辆标志
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和旅游质监执法机构应尽可能配备专用的执法车辆，并根据工作需要，选择执勤用车喷涂统一的标志。在执法车辆车身从车尾向车头方向统一喷涂“中国旅游质监执法”中英文字样和“中国旅游质监执法标志”。“中国旅游质监执法”中文字样和英文字样上下整齐排列（见附件3第7页）。2007年我局为各地配备的旅游执法监察工作用车，重新喷涂时，应符合上述要求。
四、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旅游质监执法标志统一工作
维护旅游者权益和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是贯穿《旅游法》始终的核心问题，是旅游行业监督管理的重心和重点。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以统一旅游质监执法标志为契机，大力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加强旅游质监执法工作，提升旅游质监执法机构和队伍规范化水平，树立良好形象，为贯彻落实《旅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快速有效处理旅游纠纷等奠定扎实的基础。
（二）正确使用旅游质监执法标志
“中国旅游质监执法标志识别系统”包括“中国旅游质监执法标志”及其推广设计，其著作权为国家旅游局所有，供各级旅游质监执法机构和旅游质监执法人员开展质监执法工作时使用，不得用于商业目的。使用“中国旅游质监执法标志”及其推广设计，可根据工作需要同比例放大或缩小，但不得随意更改构图、颜色和文字等。各级旅游质监执法机构可从“中国旅游诚信网”自行下载“中国旅游质监执法标志识别系统”。
（三）认真做好旅游质监执法人员编码管理
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及旅游质监执法机构要严格执行《旅游质监执法人员编码使用办法及编码规则（暂行）》，做好编码管理。旅游质监执法人员编码管理是加强旅游质监执法队伍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关系到后续一系列的管理方式、管理机制能否到位。各省级旅游质监执法机构负责汇总本省（区、市）旅游质监执法机构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持有行政执法证人员的信息，于7月15日前将信息纸质材料及电子文本报送国家旅游局质量监督管理所。
纸质材料包括：本省（区、市）旅游质监执法人员信息汇总审核报告、《旅游质监执法人员名单及编码备案表》。（寄送至：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甲9号，国家旅游局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邮编100740）
电子文本包括：旅游质监执法人员照片电子版、行政执法证照片电子版、《旅游质监执法人员名单及编码备案表》电子版。其中，旅游质监执法人员照片、行政执法证照片均需为JPG格式，人员照片以“姓名—人员编码”命名，行政执法证照片以“姓名—行政执法证号”命名。（报送至电子邮箱：cdong@cnta.gov.cn）
联系人：段国强 （010—65201304）
董 超 （010—65201340）
国家旅游局办公室
2013年6月18日
附件:旅游质监执法人员编码使用办法及编码规则（暂行）
http://www.cnta.gov.cn/files/lin/2013/fj06181.docx
附件:旅游质监执法人员名单及编码备案表
http://www.cnta.gov.cn/files/lin/2013/fj06182.docx
附件:中国旅游质监执法标志识别系统
http://www.cnta.gov.cn/files/lin/2013/130520.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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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我国提起公诉证据标准的几点反思
周冬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内容提要：我国刑事诉讼法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显然具有不科学性，缺乏具体操作性。本文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并与国外的相关做法相比较，从而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关 键 词：提起公诉 证据标准 司法审查
一、引言
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是以国家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指控特定的犯罪，请求人民法院审理并对被告人判处刑罚。提起公诉的决定一经作出，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法律后果，这不仅限定了人民法院审判的范围，而且更重要的是政府针对特定公民的刑事追究程序正式启动，使被告人处于被追诉的地位，其自由、财产乃至生命面临着被剥夺的危险。可以说，提起公诉是刑事诉讼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法律能否得到正确地实施，而且直接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能否得到政府的尊重与保障。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似乎顾虑重重，作法很不统一：一方面，人民检察院极力追求起诉的成功率，强调有罪判决率，对没有十足把握指控成功的案件不愿起诉。 此举极易导致对大量犯罪，特别是重大的犯罪疏于追究，不利于国家法律的贯彻实施；另一方面，检察机关有时又滥用公诉权，对一些明显不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或根本就无望获得有罪判决的案件提起了公诉，从而进入了实体审理，既极大地浪费了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又导致被告长期被羁押，徒增了讼累，甚至造成冤假错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呢？说到底就在于没有确立一个科学而完善的公诉的证据标准。所谓公诉的证据标准，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后，决定提起公诉时所掌握的证据需要达到何种程度才可以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规定的不科学性并缺乏具体操作性，而且学界对于这一问题又缺少很深入的研究，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的一些混乱现象。在此，我就这一问题谈谈我的个人的一些看法，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二、我国现行刑诉法对起诉证据标准的规定及其反思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由此看来，我国法律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应当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谓“犯罪事实清楚”，是指构成犯罪的各项要件以及定罪量型的各种情节都必须是清楚的、真实的。而“证据确实充分”是对用以确定案件事实证据的质和量的要求，它要求每一证据都必须是已查证属实，并且案件事实的各个要件都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明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排除，全案的证据形成一个闭合的锁链。由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唯一性、排他性。这种证据标准往往又被人称之为“客观事实”的证明标准。
以“客观真实”作为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这一标准与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时所适用的证据标准是一致的，这已引起了法学界广泛的争议。那么该如何评价这一证据标准呢？目前基本上形成了两种主要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应当坚持而不应当降低现行法规定的公诉证据标准，它要求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要慎之又慎，有利于保障人权，防止冤假错案，并认为“中国法律对于提起公诉要求较高的证据标准，是与中国特有的诉讼构造和证据规定相适应的。在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构造没有得到切实充实以前，中国现行法规定的公诉证据标准应与定罪的证据标准相同，决不能轻易降低！”[1]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我国的公诉证据标准太高，不切实际，不具有操作性，而且也不利于节约诉讼成本，不符合法律适用中的及时性原则；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移送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并不能决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命运，为了兼顾诉讼效率，没有必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2]主张“只要人民检察院认为案件已达到定罪标准，有定罪的可能，就应当起诉”。[3]还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是一个渐进过程，是有层次性的，在立案、逮捕、侦查终结、提起公诉与判决各个阶级应有不同的程序证明标准，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不能等同于定罪证据标准。[4] 对于第一种观点，就目前的现状而言是很有道理的，但我认为这一观点有着理想化的倾向，又过于原则性，不能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不利于全面地实现刑事诉讼目的。从整体而言我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在此，我认为，要把握与完善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就应当对下面的一些问题予以关注与反思：
1、在确立提起公诉证据标准时，一定要注意对刑事诉讼的两大目的，即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进行全面而慎重地权衡。刑事诉讼目的是整个刑事诉讼的灵魂，对具体诉讼程序的设计起导向性作用。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已确立了刑事诉讼的两大目的：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要求兼顾两者平衡，而不能只片面强调一个方面。[5]由于检察机关是代表国家提起公诉，是以强大的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无论是对于维护社会秩序还是对于保障公民权益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检察机关必须要正确运用其这一职权，而要正确运用这一权力，又必须设立适当的证据标准：如果这个标准过宽过低，对许多显然证据不足的案件提起了公诉，那不仅会浪费国家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会严重损害公民的人权，这与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及国际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是相违背的；相反，如果这个标准过高过严，检察机关在行使公诉权时就会过分谨慎，求全责备，不敢冒任何风险，这会使一些应该打击而且有可能定罪的罪犯逃脱法网，甚至会放纵一些犯罪性质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犯罪分子，这又明显背离了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刑事诉讼目的，也背离了检察机关的职责要求。目前我国以“客观真实”作为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虽然在保障人权，防止将无辜的公民带入审判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一过高的标准往往又会束缚检察机关的手脚，影响其发挥追诉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因此，在确定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时，应当做到宽严适度，全面兼顾刑事诉讼两大目的。
2、确立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应当适应庭审方式的变化并要注意观念的转变。在过去，法院庭审实行“书证中心主义”，其审判基本依据是检察院提供的案卷，一般情况下，这些案卷中形成的证据足以决定被告人的命运。因此，要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与法院的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相一致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确立了以法官中立、控辩双方积极对抗为特征的新的庭审模式。这时，由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诉讼权利的扩大，庭审对抗性的增强，庭审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大大增加，这导致起诉与支持公诉的难度加大，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经庭审后，其主张未必能得到法庭的支持并产生有罪的判决。在这种背景下，抬高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以至于等同于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显然是不合时宣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提起公诉也并不意味着案件的终结，检察机关只要在刑事诉讼中尽力量发挥了职能作用，有理有据地提起了公诉，就不应当有其他过多的顾虑。毕竟，法院才是案件的最终裁决者，审判的结果不是衡量起诉质量的唯一标准。因此，只要检察官尽其所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就不能根据判决结果予以苛责。
3、确立提起公诉证据标准，还存在着一个由谁来评价与审查的问题。公诉权的发动直接关系到惩罚犯罪与保障公民人权的刑事诉讼双重价值。为防止无故不提起公诉，更为了防止无根据地决定公诉或恶意追诉，要求从立法上明确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不仅是控诉机关所自行掌握的“行业标准”，而且应当在进入实体审判前对其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一定的司法审查，确保提起公诉的合法性。因此，对一个案件是否应当提起公诉，是否达到起诉的证据标准，要引入司法审查，这既可以防止恶意追诉，侵犯人权，又可以使一些明显不能定罪的案件及早分流，节约司法资源。在当前，由于庭审制度的改变，对公诉案件的审前审查由实体审查改为程序审查，只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法院就应当开庭审判。这也就是意味着对于检察院提起的公诉案件，法院没有权力在开庭前就其是否达到法定的证据标准进行审查。这样，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便成了检察机关自行掌握“行业标准”。公诉权也就成了一种失去制约的国家权力，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因此，完全应当在检察机关之外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判断是否达到法定的证据标准。
三、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内学术界目前对于我国应采用怎么样的提起公诉证据标准有着不同意见，在此，我们可以先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了解一下国外的相关经验，从而为我国公诉证据标准的完善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通过成文制定法明确检察机关对于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而英美法系则往往通过一系列的判例、单行法规或者是一些行业的规则对此作出规定。尽管两者在表现形式、话语表达和具体操作上有诸多的不同之处，然而通过了解与比较，就可以发现，对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及相关的作法上，有许多共同的地方：
1、提起公诉是件很慎重的事，要求检察机关在作出起诉决定时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法国法规定，检察官在决定起诉时，应以追诉的合法性与适当性两方面进行审查，要求检察官有“明显理由”认为发生了犯罪；德国刑事诉讼法则明确起诉必须有“足够的事实根据”，也就是“有充分的犯罪嫌疑”，很有可能被法院判决有罪；日本则要求检察官严格掌握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要求“根据确定的证据，有相当大的把握可能作出有罪判决，反之不得决定起诉”；英国的《皇家检察官条例》要求“检察官必须确信对每个被告人提出的每一项指控都有足够的证据提供现实的定罪预期”，正如英国总检察长1983年发布的《刑事起诉准则》指出：“不能只看是否存在足以构成刑事案件的证据，还必须考虑是否会合理地导致有罪判决的结果，或考虑在一个依法从事的无偏见的陪审团时，有罪判决比无罪开释是否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而在美国，其律师协会制定的《职业责任守则》规定：“在明知或显然没有合理把握支持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或其他政府律师不得提起或导致提起刑事指控。”
2、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不能太高，并不要求必须达到法院有罪判决所要求的证明程度。在大陆法系国家，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时必须根据已经合法调查的证据形成被告人有罪的“内心确信”；在英美法系国家，法院对于进入正式审判程序的案件，由控方向事实的裁判者举证证明，只有当控方履行证明责任达到“排除合理疑问”的程度时，事实的裁判者才能判决被告人有罪。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认为审查起诉时所依据的证据不完全等同于法庭审理时所可能提出的证据，检察官在决定起诉时对于证据证明力的判断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而且，起诉并不意味着侦查的终结，控方在决定起诉后仍可以继续收集有关的证据。因此，没有必要要求公诉证据标准必须达到最终足以定罪的程度。相比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时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或“内心确信”的证据标准，提起公诉时一般只要求达到“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有合理的根据”、“有明显的理由”等证据标准，这显然要低于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
3、与整个证明标准的体系相联系，建立一个对不同性质的案件和案件的不同事实进行有层次的区分对待。根据英美法系证据法的规定，将证明标准的程度分为九种；①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实行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将心证划分成四个等级，②针对不同的诉讼程序或诉讼行为，采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与其相适应，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而言，也往往针对不同性质的案件，采用不同的证据标准，体现了区分对待的原则：对于那些严重威胁社会的犯罪，要求采取更为积极起诉的态度，建立较低的证据标准，只要检察机关尽量搜集的证据建立了“有根据的内心确信”或“盖然的心证”，就可以提出公诉；美国的《刑事检控准则》第9条规定：“对于那些严重威胁社会公众的案件，即使检察官所在的司法管辖区的陪审团往往对被控犯有这类罪的人宣告无罪，检察了也不得因此而不予起诉”；而对较轻微的、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则设立较高的证据标准，如证据不是十分充分，可以转为其他方式处理而不提起公诉，有利于保障人权并节约司法资源。同时，对于案件不同方面的事实也都有不同的证据标准，呈现出一个多层次的证明体系，而不象我国那样要求整齐划一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由于其规定十分繁琐，在此就不予赘述。
4、普遍要求对提起公诉案件是否达到法定证据标准进行司法审查。为了防止检察官或起诉律师无根据地决定起诉或者恶意追诉，对重罪案件在提起公诉后，实体审理之前进行司法审查，由职业法官、治安法官或大陪审团对控诉证据是否达到法定的证据标准进行审查。这种审查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审判过滤型”，即由法院对已经提起公诉的案件审查其是否有必要进入实体审理，防止将无需审判的案件交付审判，防止浪费司法资源和保障被告人人权，这大体上为职权主义诉讼的国家所采用；另一种为“公诉审查型”，即由中立的第三方——预审法官或大陪审团从证据方面对控方追诉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着重于保障被告人免受无根据的追诉，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国家基本上采用这一方式。虽然各国在审查的组织机构、内容、具体程序及审查后的处理上有所不同，但都竭力防止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仅仅成为检察机关自己的“行业标准”，而且是一种必须接受司法审查的“法定标准”，既有利于及时追诉犯罪，又有利于保障人权。
四、谈谈个人的几点想法
任何诉讼程序的启动都需要有相应的证据来支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同样也需要有相关的证据。但要求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即掌握了“确实充分”的证据，并以此能够查明所有的案件事实，这显然不合乎诉讼规律，具有某种不现实性和理想化的倾向，正如有学者所言“极力探寻案件事实是司法的本能，是控辩双方（尤其是控方）竭立发现的目标，但不能以无所不知的神的标准来要求司法工作者。应打破虚幻的美梦，让客观真实说走下神坛，走出人为编织的迷宫”。[6]那在我国应怎样去确立一个较为完善的公诉证据标准呢？基于以上的反思，我下列谈谈个人的想法：
1、改变目前要求达到“客观真实”的起诉证据标准，从而建立一个适当的主客观相结合的证据标准，使之具有明确性与可操作性。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不能定得太低，以防止检察机关滥诉，侵犯人权；但也不能定得太高、太原则化，那又不利于追诉犯罪，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在确定这一标准时，一定要把握好适当的原则。那么怎样去衡量“适当”呢？我们可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把握：
（1）从客观上说，并不要求检察机关掌握的证据能够达到“客观事实”的证明标准，只是要求检察机关应掌握“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所谓“足够的证据”可以从下面方面去考查：①也能够据以确认一定事实的基本证据已经收集，并且基本证据之间能相互映证，没的根本的、不能解释的、无法解决的矛盾。②收集的证据能够使案件基本事实清楚，即对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的事实都有相应质量与数量的证据证明。根据现有的证据，有定罪的较大可能性。
（2）从主观上讲，要求根据现有证据，能够使办理案件的检察官形成相应的内心确信，有合理的理由应提起公诉。证据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是判断案件的证据，需要有判断者的主观感受。检察人员通过调查证据与审查证据，依据自己的良心、社会经验与职业道德，能够建立对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内心确信。“如果办案人员自己都无把握，似是而非，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还拿不准，存在疑虑，这样的案件就不应起诉，因为自己都未真诚确信，又怎能说服法庭确认指控事实呢？”[7]当然，这种内心的确信，只是检察官单方的，是“盖然的确实心证”，与有罪判决时法官经双方辩论后形成的“内心确信”或“排除合理怀疑”是有区别的。
2、应当针对具体案件，实行有区别的、多层次的证据标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在提起公诉的问题，也应当体现区分对待的政策。主要表现在：
（1）对于性质不同的罪行区分对待。根据国外的做法，对性质越严重的案件，在起诉时越适用较低的证据标准。我们也可以学习这一经验，对于那样严重危害社会、影响十分重大的案件，比如当前十分猖獗的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杀人抢劫犯罪等，应采取更为积极的起诉态度，在尽量收集证据的基础上，只要求检察机关建立了有根据的内心确证，并有定罪可能，就应疑无迟疑地提起公诉。对于仍没有收集到的证据与尚没查清的事实，可以在提起公诉后继续侦查收集、查明。这尽管会有很大的风险，但对于震慑犯罪分子，平息民愤，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有积极的意义；而对于较轻微的、社会危害性小的犯罪，如果证据不是十分充分，则可以转为其他方式处理而不提起公诉，有利节约司法资源和保障人权。
（2）对于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行有差别的证据标准。在审查起诉时，对与犯罪构成相关的事实要求达到较高的证据标准，而对于那些与定罪量刑关系不大的事实，则可以采用“优势证据”标准；而对于程序法上的事实，如当事人申请回避、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诉讼期限等，可以适用较低的证据标准，有利于刑事诉讼顺利有效地进行。[8]
3、建立审前预审法官审查制度。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以后，将庭前审查由实体审查为主改为程序审查为主，这虽然有利于克服原来法院审理中“先判后审”，使庭审成为走过场的现象，增强了对抗性，体现了程序公正，但也意味着公诉权失去了应有的制约，往往导致检察机滥用起诉权，往往将应当提起公诉的案件不起诉，放纵了犯罪分子，或者将那些根本就不应该起诉的案件又诉诸法庭，浪费了司法资源，增加了被告人的讼累。因此，建议在法院内部设立一个预审机构，由独立的预审法官行使对提起公诉案件的审查工作，判断其是否达到了法定的证据标准，当然这一标准是低于庭审法官做出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仅是审查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案件基本事实”，有定罪的可能性。在这里，预审法官不得参加正式的庭审，以免将其形成的预断带入法庭审理中。对于预审法官认为达到法定起诉标准，不能提起公诉的案件，检察院和被害人有异议时或有新的证据时，有权申请要求复审。同时，在预审阶段，还可以由预审法官主持，进行双方的证据展示，并解决一些程序性问题，为庭审作好准备。
4、要不断地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改革是一种系统工程，需要从各个方面加以保障，要完善我国的公诉证据标准，起码要完善下列相关制度：
（1）改变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工作评价标准，不能单纯以有罪判决作为工作质量的指标，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应当承担起追诉犯罪的职责，应树立起慎重而积极的起诉方针，只要其尽心尽力了，即使对一些应当指控的犯罪没有成功地支持公诉，也是无可指责的，以保护检察人员的积极性；
（2）不断提高检察人员的素质，完善检察官任用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在庭审方式改革的新形势下，对检察官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没有高尚的道德修为，没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就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庭审的要求，就不能正确地把握起诉证据标准，更不能有力地支持公诉，提高公诉的质量。
（3）废除检察机关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根据原有规定，对于法院宣告无罪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进行赔偿，这使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顾虑重重，不能更好地履行职责。建议将逮捕与羁押的批准权由检察机关转移给法院，设立专门的国家赔偿基金。
参考资料：
[1] 孙长永：《提起公诉证据标准及其司法审查的比较研究》，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
[2] 黄达亮：《我国刑事证据标准之不足》，载《人民检察》2001年第3期。
[3] 张穹主编：《公诉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页。
[4] 参见宋世杰：《证据学新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257页。
[5] 参见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
[6] 陈卫东、刘计划：《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若干思考》，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3期。
[7] 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8] 参见汪海燕、范培根：《论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从证明责任角度的思考》，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5期。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广电总局关于印发2005年广播影视宣传工作要点的通知
2005年2月2日，广电总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影视局（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局，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各省、直辖市广播影视集团、总台发出《广电总局关于印发2005年广播影视宣传工作要点的通知》，《通知》说，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和部署，广电总局制定了《2005年广播影视宣传工作要点》，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05年广播影视宣传工作要点
按照中央关于今年工作总的要求和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广播影视宣传工作要点如下：
一、深入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贯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宣传力度。
要紧密联系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实践，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把学习贯彻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学习贯彻宣传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同宣传、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同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结合起来。
要认真宣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宣传一批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先进典型；宣传好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积极宣传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成果，充分反映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要加大引导力度，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深入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光明前景，深入宣传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生命力，深入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深入宣传我国司法制度、新闻出版制度等能够充分反映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澄清各种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制作播出理论文献电视片，增强广播影视理论宣传实效。
二、全面准确深入宣传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宣传力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要紧密结合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实践，全面准确、深入扎实地宣传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要深入宣传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宣传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宣传党的执政经验，宣传中央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举措，宣传各地各部门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实际行动和成功经验。重点组织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宣传报道，开展“时代先锋”集中报道活动，宣传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中的先进典型，多反映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宗旨、增强党的观念、发扬优良传统、反腐倡廉、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生动实践，多报道广大党员干部一心为公、求真务实、与时惧进、开拓创新的时代风采。深入宣传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严惩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重要举措，宣传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开展反腐败工作的成果和经验。
围绕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等重大问题，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研究的宣传，宣传党的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基础等方面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三、深入宣传科学发展观，积极引导社会舆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要大力宣传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意义，宣传中央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决策部署，宣传各地区各部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进展，宣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大力宣传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思想，宣传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各项政策措施，充分反映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宏观调控、推进改革开放、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新举措、新成效，宣传一批好经验、好典型，组织开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型系列采访活动。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宣传，充分报道东部地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协调发展的新成效，及时反映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可喜成果，做好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宣传引导。大力宣传“五个统筹”、“五个坚持”，宣传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各项措施。大力宣传各地各部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生动实践和成功经验。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精心组织好“东部新跨越”、“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大型系列采访报道。要充分报道各条战线的建设成就，宣传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进展，宣传我国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形势。
认真做好和进一步改进党和国家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的报道。精心组织好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的宣传报道。做好重大事件特别是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加大对社会热点的正面引导，积极促进社会稳定。开展积极有效的舆论监督，强化解疑释惑功能，理顺群众情绪。
四、突出抓好广播影视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统一思想，尊重差异，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要充分发挥广播影视作为国家主流媒体的引导作用，宣传报道好在全国城乡集中开展形势政策教育活动。要注意做好重大改革举措的宣传解释工作；坚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教育，开展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加强和改进法制宣传教育。宣传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动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倡导基本道德规范。
要积极推进广播影视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认真落实2005年地方广播电视机构开办少儿频道、频率和少儿栏目、节目的工作任务。加强对已经开播开办的少儿频道（频率）和少儿栏目（节目）的建设和管理；加强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的建设。要进一步加大净化荧屏声频的工作力度，坚决纠正节目主持人在着装、发型、语言以及整体风格方面低俗媚俗现象，切实加强对引进的境外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的管理力度。要进一步促进动画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要在充分调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抓紧制定促进我国影视动画产业发展的新政策。要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儿广播影视节目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抓紧研究制定扶持少儿节目制作生产的政策和规划，促进全国少儿广播影视节目的健康快速发展，解决目前地方电视台少儿节目源紧张的问题。
要集中宣传一批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可亲可信可学的先进典型。精心组织好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长征70周年宣传报道活动，做好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活动宣传，做好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80周年和《共和国脊梁》“五一”晚会宣传报道，加大爱国主义教育力度，营造“学习劳模、尊重劳模、关爱劳模、崇尚劳模、争当劳模”的良好舆论氛围。
要以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为重点，继续做好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宣传报道。宣传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文明风景区的评选表彰。深入宣传推进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宣传实施“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
五、推动优秀广播影视作品的创作生产，提高服务质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努力实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深入基层、深入生活，面向群众、面向市场，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多出精品，多出人才。广播电视文学、戏曲、音乐、广播剧、电视剧、文艺晚会等节目，要反映时代精神和时代潮流，弘扬高尚情操、美好心灵和火热情怀，以生动感人的现实题材作品教育鼓舞广大干部群众，同时要通过多姿多彩的广播影视节目，丰富繁荣荧屏和声频，满足全社会多方面、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各级电台、电视台要实施精品工程，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广播影视文艺作品。各级广播电视机构要着力建设精品频道、精品栏目、精品节目、精品电视剧等。省级以上电台、电视台第一套节目要努力办成精品频道，其它频道要逐步实行专业化和对象化。影视剧创作要把着力点放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把握导向，促进繁荣，规范市场，推出精品。要高度重视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创作把关，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尊重基本史实，弘扬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不允许编造历史、歪曲历史、“戏说”历史。严格执行题材申报制度、审查制度，净化银幕荧屏。
要大力推动优秀广播影视作品的创作生产和传播，认真做好重大节庆、纪念日的重点作品创作规划，围绕重要纪念活动，推出一批歌颂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光辉业绩的优秀作品。完善鼓励优秀广播影视作品创作生产和传播的政策措施。重点扶持农村题材、少儿题材广播影视作品的创作生产和传播。规范改进广播影视全国性评奖工作。加强和改进广播影视文艺出版评论工作。
六、增强广播影视对外宣传的实力和影响力，树立我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
要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对外宣传工作，以我为主，以正面宣传为主，用事实说话，内外有别，外外有别，注重实效，加强协调，打好主动仗，争取主动权，统筹和整合广播影视外宣资源，形成外宣合力，全面客观地向世界介绍中国，让中国的声音传向世界各地，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要积极向世界介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进程，宣传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进展，准确阐释我对外方针政策和对重大国际、地区事务的主张。做好对外新闻发布和涉及我国的突发事件的宣传报道。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国际多边活动的公关宣传。积极做好港澳广播电视媒体的团结、争取和舆论引导工作。大力宣传“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针对敌对势力在人权、台湾、宗教、西藏、“东突”、“法轮功”等问题上的歪曲和攻击，针对“中国威胁论”等谬论，开展国际舆论斗争，澄清是非，维护国家形象。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和对外宣传工作。充分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突出成就，及时报道国际国内重大新闻事件，准确反映我国政府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改进对外宣传报道的方式、方法、手段，充分考虑境外受众的需求和习惯。
要把对外宣传与文化及其他领域的对外交流结合起来，广泛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领域的对外宣传活动。要整合广播影视宣传力量，精心打造对外广播影视交流品牌，吸引外国人广泛参与，扩大国际影响。大力实施广播影视对外宣传“走出去”工程，抓好境外落地工作，促进广播影视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鼓励创作和研发健康向上的广播影视网络产品。
七、切实加强广播电视访谈类节目和现场直播类节目的管理。
要加强对访谈类节目的选题设计、嘉宾选择、主持人引导等方面的工作。谈话类节目要强调政治导向、强调社会责任、强调宣传纪律；要对访谈嘉宾进行严格的筛选，凡有错误思想倾向问题的人，所有节目一律不得采用；谈话节目的选题和主题，要观点正确，主题鲜明；节目播出前要把好审查关；重点节目要由上级主管负责人批准才能播出。要严格执行有关现场直播节目管理规定，电台、电视台所有直播节目，必须按规定使用延时装置；对于重大活动、重大新闻事件、重要赛事的直播，以及有听众、观众参与的直播节目，在发生政治、技术、安全事故时，要及时处理，不得将发生错误的节目播放出去；重大现场直播节目，要设立严格的安全检查制度；加强责任追查制度，对违反有关规定的部门、节目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加大处罚力度。
八、贯彻“三贴近”原则，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体制和机制，增强广播影视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必须以“三贴近”为突破口，积极推动广播影视宣传工作改进创新，切实坚持并贯彻落实“三贴近”原则，把“三贴近”作为所有广播影视节目的根本性指导原则，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丰富的内容和有效的形式统一起来，进一步增强广播影视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要按照“三贴近”原则，创新广播影视各类节目内容和形式。新闻节目要严格按照中央精神，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改进突发性事件报道，增强新闻报道的时效性；进一步拓展新闻报道内容，增加信息量；进一步改进成就宣传和典型宣传，把话筒镜头多给群众，让群众容易理解，便于学习。专题节目要做好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增强服务性，加强互动性，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文艺节目要弘扬民族精神、反映现实社会生活、讲述人间真情，通俗易懂，让群众喜闻乐见。要充分发挥广播影视的特点和优势，充分挖掘广播影视表现手段，改进创新节目形式，要积极采用现场直播、随时插播、滚动字幕、电话连线、热线直播等节目形态，不断引进、改进、丰富节目形态；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不断改进广播影视节目；要注重节目包装，做好节目宣传推广。要建立健全落实“三贴近”的行政领导机制、宣传管理机制、业务运行机制、激励机制、奖惩机制等。
九、做好舆情信息工作，完善广播影视宣传管理，牢牢掌握广播影视宣传工作的主动权。
继续贯彻落实好中办发〔2004〕29号文件精神，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坚持以管理促繁荣、促发展，坚持守土有责，加强依法管理、科学管理和有效管理，决不给违反宪法和法律的错误思想观念提供传播渠道。
要切实加强广播影视网络宣传阵地建设，加强对广播影视工作动态、新闻舆论、创作倾向、社会舆情、网上舆情和广播影视战线重要工作动态的收集和分析，及早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预测趋势，分析影响，提出对策。落实“谁主管谁负责”，落实属地管理，办好广播影视新闻网站，壮大广播影视网上评论队伍。广播影视互联网络已经成为广播影视宣传的新阵地，要加快建立广播影视互联网络管理法律规范，加快建立广播影视互联网络的行政监管体制，加快建立广播影视互联网络的行业自律体系，加强广播影视互联网络的技术保障和管理。要完善广播影视网上宣传、评论队伍，积极占领广播影视网上宣传阵地，扶持重点广播影视网站，形成广播影视网上正面舆论的强势。要加强广播影视网上舆情收集工作，研究分析广播影视网上舆情产生的原因、发展趋势及社会影响，提出舆论引导建议。要积极组织开展网上广播影视舆论斗争，加强正面舆论宣传，坚持弘扬主旋律，对错误的思想政治观点和言论，理直气壮地予以批驳，掌握网上舆论工作的主动权，及时封堵和删除有害信息。
要进一步加强广播影视报刊管理工作，落实重大选题备案制度、审查把关制度、违法违纪处理规定，加强对广播影视出版物的事前审查。建立健全音像制品出版、发行业务档案，确保出版物的正确舆论导向。坚持三审三校制度，严格把关，加强管理，确保广电系统的报刊、杂志、图书和音像制品不出现噪音、杂音，与中央思想理论领域的宣传精神保持一致。
十、利用高新技术手段完善监管机制，进一步加强各项宣传管理工作。
健全管理体制、管理格局和管理网络。要进一步强化监管意识，强化依法监管，强化有效监管。要切实提高对广播影视宣传监督管理意识，切实加强广播影视宣传监督管理工作的制度化建设，确保宣传监督管理的有效性。要坚持和完善宣传管理各项制度，建立一套规范、系统、科学的监管体系，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轨道。要明确职责，强化分级负责、属地管理；要健全体系，进一步完善题材规划、收听收看、视听评议、境外节目监看、播出机构监管、视听节目监控等宣传监管体系；要突出重点，紧紧抓住正确导向、安全播出、市场准入等宣传管理重点；要创新方式，积极采用高新技术，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和手段，推进宣传监管工作的现代化。要完善广播影视宣传工作预警机制、反馈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完善通气会制度、联系会制度、阅评制度、谈话制度、违规违纪警告制度和内部通报制度。推动广播影视行业协会转变职能，完善行业自律机制。
周冬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内容提要：我国刑事诉讼法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显然具有不科学性，缺乏具体操作性。本文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并与国外的相关做法相比较，从而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关 键 词：提起公诉 证据标准 司法审查
一、引言
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是以国家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指控特定的犯罪，请求人民法院审理并对被告人判处刑罚。提起公诉的决定一经作出，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法律后果，这不仅限定了人民法院审判的范围，而且更重要的是政府针对特定公民的刑事追究程序正式启动，使被告人处于被追诉的地位，其自由、财产乃至生命面临着被剥夺的危险。可以说，提起公诉是刑事诉讼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法律能否得到正确地实施，而且直接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能否得到政府的尊重与保障。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似乎顾虑重重，作法很不统一：一方面，人民检察院极力追求起诉的成功率，强调有罪判决率，对没有十足把握指控成功的案件不愿起诉。 此举极易导致对大量犯罪，特别是重大的犯罪疏于追究，不利于国家法律的贯彻实施；另一方面，检察机关有时又滥用公诉权，对一些明显不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或根本就无望获得有罪判决的案件提起了公诉，从而进入了实体审理，既极大地浪费了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又导致被告长期被羁押，徒增了讼累，甚至造成冤假错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呢？说到底就在于没有确立一个科学而完善的公诉的证据标准。所谓公诉的证据标准，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后，决定提起公诉时所掌握的证据需要达到何种程度才可以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规定的不科学性并缺乏具体操作性，而且学界对于这一问题又缺少很深入的研究，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的一些混乱现象。在此，我就这一问题谈谈我的个人的一些看法，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二、我国现行刑诉法对起诉证据标准的规定及其反思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由此看来，我国法律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应当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谓“犯罪事实清楚”，是指构成犯罪的各项要件以及定罪量型的各种情节都必须是清楚的、真实的。而“证据确实充分”是对用以确定案件事实证据的质和量的要求，它要求每一证据都必须是已查证属实，并且案件事实的各个要件都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明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排除，全案的证据形成一个闭合的锁链。由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唯一性、排他性。这种证据标准往往又被人称之为“客观事实”的证明标准。
以“客观真实”作为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这一标准与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时所适用的证据标准是一致的，这已引起了法学界广泛的争议。那么该如何评价这一证据标准呢？目前基本上形成了两种主要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应当坚持而不应当降低现行法规定的公诉证据标准，它要求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要慎之又慎，有利于保障人权，防止冤假错案，并认为“中国法律对于提起公诉要求较高的证据标准，是与中国特有的诉讼构造和证据规定相适应的。在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构造没有得到切实充实以前，中国现行法规定的公诉证据标准应与定罪的证据标准相同，决不能轻易降低！”[1]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我国的公诉证据标准太高，不切实际，不具有操作性，而且也不利于节约诉讼成本，不符合法律适用中的及时性原则；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移送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并不能决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命运，为了兼顾诉讼效率，没有必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2]主张“只要人民检察院认为案件已达到定罪标准，有定罪的可能，就应当起诉”。[3]还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是一个渐进过程，是有层次性的，在立案、逮捕、侦查终结、提起公诉与判决各个阶级应有不同的程序证明标准，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不能等同于定罪证据标准。[4] 对于第一种观点，就目前的现状而言是很有道理的，但我认为这一观点有着理想化的倾向，又过于原则性，不能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不利于全面地实现刑事诉讼目的。从整体而言我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在此，我认为，要把握与完善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就应当对下面的一些问题予以关注与反思：
1、在确立提起公诉证据标准时，一定要注意对刑事诉讼的两大目的，即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进行全面而慎重地权衡。刑事诉讼目的是整个刑事诉讼的灵魂，对具体诉讼程序的设计起导向性作用。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已确立了刑事诉讼的两大目的：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要求兼顾两者平衡，而不能只片面强调一个方面。[5]由于检察机关是代表国家提起公诉，是以强大的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无论是对于维护社会秩序还是对于保障公民权益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检察机关必须要正确运用其这一职权，而要正确运用这一权力，又必须设立适当的证据标准：如果这个标准过宽过低，对许多显然证据不足的案件提起了公诉，那不仅会浪费国家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会严重损害公民的人权，这与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及国际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是相违背的；相反，如果这个标准过高过严，检察机关在行使公诉权时就会过分谨慎，求全责备，不敢冒任何风险，这会使一些应该打击而且有可能定罪的罪犯逃脱法网，甚至会放纵一些犯罪性质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犯罪分子，这又明显背离了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刑事诉讼目的，也背离了检察机关的职责要求。目前我国以“客观真实”作为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虽然在保障人权，防止将无辜的公民带入审判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一过高的标准往往又会束缚检察机关的手脚，影响其发挥追诉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因此，在确定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时，应当做到宽严适度，全面兼顾刑事诉讼两大目的。
2、确立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应当适应庭审方式的变化并要注意观念的转变。在过去，法院庭审实行“书证中心主义”，其审判基本依据是检察院提供的案卷，一般情况下，这些案卷中形成的证据足以决定被告人的命运。因此，要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与法院的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相一致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确立了以法官中立、控辩双方积极对抗为特征的新的庭审模式。这时，由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诉讼权利的扩大，庭审对抗性的增强，庭审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大大增加，这导致起诉与支持公诉的难度加大，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经庭审后，其主张未必能得到法庭的支持并产生有罪的判决。在这种背景下，抬高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以至于等同于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显然是不合时宣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提起公诉也并不意味着案件的终结，检察机关只要在刑事诉讼中尽力量发挥了职能作用，有理有据地提起了公诉，就不应当有其他过多的顾虑。毕竟，法院才是案件的最终裁决者，审判的结果不是衡量起诉质量的唯一标准。因此，只要检察官尽其所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就不能根据判决结果予以苛责。
3、确立提起公诉证据标准，还存在着一个由谁来评价与审查的问题。公诉权的发动直接关系到惩罚犯罪与保障公民人权的刑事诉讼双重价值。为防止无故不提起公诉，更为了防止无根据地决定公诉或恶意追诉，要求从立法上明确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不仅是控诉机关所自行掌握的“行业标准”，而且应当在进入实体审判前对其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一定的司法审查，确保提起公诉的合法性。因此，对一个案件是否应当提起公诉，是否达到起诉的证据标准，要引入司法审查，这既可以防止恶意追诉，侵犯人权，又可以使一些明显不能定罪的案件及早分流，节约司法资源。在当前，由于庭审制度的改变，对公诉案件的审前审查由实体审查改为程序审查，只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法院就应当开庭审判。这也就是意味着对于检察院提起的公诉案件，法院没有权力在开庭前就其是否达到法定的证据标准进行审查。这样，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便成了检察机关自行掌握“行业标准”。公诉权也就成了一种失去制约的国家权力，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因此，完全应当在检察机关之外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判断是否达到法定的证据标准。
三、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内学术界目前对于我国应采用怎么样的提起公诉证据标准有着不同意见，在此，我们可以先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了解一下国外的相关经验，从而为我国公诉证据标准的完善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通过成文制定法明确检察机关对于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而英美法系则往往通过一系列的判例、单行法规或者是一些行业的规则对此作出规定。尽管两者在表现形式、话语表达和具体操作上有诸多的不同之处，然而通过了解与比较，就可以发现，对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及相关的作法上，有许多共同的地方：
1、提起公诉是件很慎重的事，要求检察机关在作出起诉决定时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法国法规定，检察官在决定起诉时，应以追诉的合法性与适当性两方面进行审查，要求检察官有“明显理由”认为发生了犯罪；德国刑事诉讼法则明确起诉必须有“足够的事实根据”，也就是“有充分的犯罪嫌疑”，很有可能被法院判决有罪；日本则要求检察官严格掌握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要求“根据确定的证据，有相当大的把握可能作出有罪判决，反之不得决定起诉”；英国的《皇家检察官条例》要求“检察官必须确信对每个被告人提出的每一项指控都有足够的证据提供现实的定罪预期”，正如英国总检察长1983年发布的《刑事起诉准则》指出：“不能只看是否存在足以构成刑事案件的证据，还必须考虑是否会合理地导致有罪判决的结果，或考虑在一个依法从事的无偏见的陪审团时，有罪判决比无罪开释是否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而在美国，其律师协会制定的《职业责任守则》规定：“在明知或显然没有合理把握支持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或其他政府律师不得提起或导致提起刑事指控。”
2、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不能太高，并不要求必须达到法院有罪判决所要求的证明程度。在大陆法系国家，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时必须根据已经合法调查的证据形成被告人有罪的“内心确信”；在英美法系国家，法院对于进入正式审判程序的案件，由控方向事实的裁判者举证证明，只有当控方履行证明责任达到“排除合理疑问”的程度时，事实的裁判者才能判决被告人有罪。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认为审查起诉时所依据的证据不完全等同于法庭审理时所可能提出的证据，检察官在决定起诉时对于证据证明力的判断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而且，起诉并不意味着侦查的终结，控方在决定起诉后仍可以继续收集有关的证据。因此，没有必要要求公诉证据标准必须达到最终足以定罪的程度。相比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时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或“内心确信”的证据标准，提起公诉时一般只要求达到“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有合理的根据”、“有明显的理由”等证据标准，这显然要低于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
3、与整个证明标准的体系相联系，建立一个对不同性质的案件和案件的不同事实进行有层次的区分对待。根据英美法系证据法的规定，将证明标准的程度分为九种；①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实行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将心证划分成四个等级，②针对不同的诉讼程序或诉讼行为，采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与其相适应，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而言，也往往针对不同性质的案件，采用不同的证据标准，体现了区分对待的原则：对于那些严重威胁社会的犯罪，要求采取更为积极起诉的态度，建立较低的证据标准，只要检察机关尽量搜集的证据建立了“有根据的内心确信”或“盖然的心证”，就可以提出公诉；美国的《刑事检控准则》第9条规定：“对于那些严重威胁社会公众的案件，即使检察官所在的司法管辖区的陪审团往往对被控犯有这类罪的人宣告无罪，检察了也不得因此而不予起诉”；而对较轻微的、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则设立较高的证据标准，如证据不是十分充分，可以转为其他方式处理而不提起公诉，有利于保障人权并节约司法资源。同时，对于案件不同方面的事实也都有不同的证据标准，呈现出一个多层次的证明体系，而不象我国那样要求整齐划一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由于其规定十分繁琐，在此就不予赘述。
4、普遍要求对提起公诉案件是否达到法定证据标准进行司法审查。为了防止检察官或起诉律师无根据地决定起诉或者恶意追诉，对重罪案件在提起公诉后，实体审理之前进行司法审查，由职业法官、治安法官或大陪审团对控诉证据是否达到法定的证据标准进行审查。这种审查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审判过滤型”，即由法院对已经提起公诉的案件审查其是否有必要进入实体审理，防止将无需审判的案件交付审判，防止浪费司法资源和保障被告人人权，这大体上为职权主义诉讼的国家所采用；另一种为“公诉审查型”，即由中立的第三方——预审法官或大陪审团从证据方面对控方追诉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着重于保障被告人免受无根据的追诉，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国家基本上采用这一方式。虽然各国在审查的组织机构、内容、具体程序及审查后的处理上有所不同，但都竭力防止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仅仅成为检察机关自己的“行业标准”，而且是一种必须接受司法审查的“法定标准”，既有利于及时追诉犯罪，又有利于保障人权。
四、谈谈个人的几点想法
任何诉讼程序的启动都需要有相应的证据来支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同样也需要有相关的证据。但要求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即掌握了“确实充分”的证据，并以此能够查明所有的案件事实，这显然不合乎诉讼规律，具有某种不现实性和理想化的倾向，正如有学者所言“极力探寻案件事实是司法的本能，是控辩双方（尤其是控方）竭立发现的目标，但不能以无所不知的神的标准来要求司法工作者。应打破虚幻的美梦，让客观真实说走下神坛，走出人为编织的迷宫”。[6]那在我国应怎样去确立一个较为完善的公诉证据标准呢？基于以上的反思，我下列谈谈个人的想法：
1、改变目前要求达到“客观真实”的起诉证据标准，从而建立一个适当的主客观相结合的证据标准，使之具有明确性与可操作性。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不能定得太低，以防止检察机关滥诉，侵犯人权；但也不能定得太高、太原则化，那又不利于追诉犯罪，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在确定这一标准时，一定要把握好适当的原则。那么怎样去衡量“适当”呢？我们可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把握：
（1）从客观上说，并不要求检察机关掌握的证据能够达到“客观事实”的证明标准，只是要求检察机关应掌握“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所谓“足够的证据”可以从下面方面去考查：①也能够据以确认一定事实的基本证据已经收集，并且基本证据之间能相互映证，没的根本的、不能解释的、无法解决的矛盾。②收集的证据能够使案件基本事实清楚，即对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的事实都有相应质量与数量的证据证明。根据现有的证据，有定罪的较大可能性。
（2）从主观上讲，要求根据现有证据，能够使办理案件的检察官形成相应的内心确信，有合理的理由应提起公诉。证据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是判断案件的证据，需要有判断者的主观感受。检察人员通过调查证据与审查证据，依据自己的良心、社会经验与职业道德，能够建立对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内心确信。“如果办案人员自己都无把握，似是而非，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还拿不准，存在疑虑，这样的案件就不应起诉，因为自己都未真诚确信，又怎能说服法庭确认指控事实呢？”[7]当然，这种内心的确信，只是检察官单方的，是“盖然的确实心证”，与有罪判决时法官经双方辩论后形成的“内心确信”或“排除合理怀疑”是有区别的。
2、应当针对具体案件，实行有区别的、多层次的证据标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在提起公诉的问题，也应当体现区分对待的政策。主要表现在：
（1）对于性质不同的罪行区分对待。根据国外的做法，对性质越严重的案件，在起诉时越适用较低的证据标准。我们也可以学习这一经验，对于那样严重危害社会、影响十分重大的案件，比如当前十分猖獗的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杀人抢劫犯罪等，应采取更为积极的起诉态度，在尽量收集证据的基础上，只要求检察机关建立了有根据的内心确证，并有定罪可能，就应疑无迟疑地提起公诉。对于仍没有收集到的证据与尚没查清的事实，可以在提起公诉后继续侦查收集、查明。这尽管会有很大的风险，但对于震慑犯罪分子，平息民愤，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有积极的意义；而对于较轻微的、社会危害性小的犯罪，如果证据不是十分充分，则可以转为其他方式处理而不提起公诉，有利节约司法资源和保障人权。
（2）对于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行有差别的证据标准。在审查起诉时，对与犯罪构成相关的事实要求达到较高的证据标准，而对于那些与定罪量刑关系不大的事实，则可以采用“优势证据”标准；而对于程序法上的事实，如当事人申请回避、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诉讼期限等，可以适用较低的证据标准，有利于刑事诉讼顺利有效地进行。[8]
3、建立审前预审法官审查制度。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以后，将庭前审查由实体审查为主改为程序审查为主，这虽然有利于克服原来法院审理中“先判后审”，使庭审成为走过场的现象，增强了对抗性，体现了程序公正，但也意味着公诉权失去了应有的制约，往往导致检察机滥用起诉权，往往将应当提起公诉的案件不起诉，放纵了犯罪分子，或者将那些根本就不应该起诉的案件又诉诸法庭，浪费了司法资源，增加了被告人的讼累。因此，建议在法院内部设立一个预审机构，由独立的预审法官行使对提起公诉案件的审查工作，判断其是否达到了法定的证据标准，当然这一标准是低于庭审法官做出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仅是审查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案件基本事实”，有定罪的可能性。在这里，预审法官不得参加正式的庭审，以免将其形成的预断带入法庭审理中。对于预审法官认为达到法定起诉标准，不能提起公诉的案件，检察院和被害人有异议时或有新的证据时，有权申请要求复审。同时，在预审阶段，还可以由预审法官主持，进行双方的证据展示，并解决一些程序性问题，为庭审作好准备。
4、要不断地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改革是一种系统工程，需要从各个方面加以保障，要完善我国的公诉证据标准，起码要完善下列相关制度：
（1）改变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工作评价标准，不能单纯以有罪判决作为工作质量的指标，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应当承担起追诉犯罪的职责，应树立起慎重而积极的起诉方针，只要其尽心尽力了，即使对一些应当指控的犯罪没有成功地支持公诉，也是无可指责的，以保护检察人员的积极性；
（2）不断提高检察人员的素质，完善检察官任用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在庭审方式改革的新形势下，对检察官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没有高尚的道德修为，没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就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庭审的要求，就不能正确地把握起诉证据标准，更不能有力地支持公诉，提高公诉的质量。
（3）废除检察机关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根据原有规定，对于法院宣告无罪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进行赔偿，这使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顾虑重重，不能更好地履行职责。建议将逮捕与羁押的批准权由检察机关转移给法院，设立专门的国家赔偿基金。
参考资料：
[1] 孙长永：《提起公诉证据标准及其司法审查的比较研究》，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
[2] 黄达亮：《我国刑事证据标准之不足》，载《人民检察》2001年第3期。
[3] 张穹主编：《公诉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页。
[4] 参见宋世杰：《证据学新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257页。
[5] 参见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
[6] 陈卫东、刘计划：《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若干思考》，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3期。
[7] 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8] 参见汪海燕、范培根：《论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从证明责任角度的思考》，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5期。
广电总局关于印发2005年广播影视宣传工作要点的通知
广电总局关于印发2005年广播影视宣传工作要点的通知
2005年2月2日，广电总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影视局（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局，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各省、直辖市广播影视集团、总台发出《广电总局关于印发2005年广播影视宣传工作要点的通知》，《通知》说，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和部署，广电总局制定了《2005年广播影视宣传工作要点》，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05年广播影视宣传工作要点
按照中央关于今年工作总的要求和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广播影视宣传工作要点如下：
一、深入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贯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宣传力度。
要紧密联系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实践，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把学习贯彻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学习贯彻宣传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同宣传、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同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结合起来。
要认真宣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宣传一批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先进典型；宣传好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积极宣传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成果，充分反映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要加大引导力度，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深入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光明前景，深入宣传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生命力，深入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深入宣传我国司法制度、新闻出版制度等能够充分反映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澄清各种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制作播出理论文献电视片，增强广播影视理论宣传实效。
二、全面准确深入宣传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宣传力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要紧密结合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实践，全面准确、深入扎实地宣传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要深入宣传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宣传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宣传党的执政经验，宣传中央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举措，宣传各地各部门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实际行动和成功经验。重点组织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宣传报道，开展“时代先锋”集中报道活动，宣传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中的先进典型，多反映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宗旨、增强党的观念、发扬优良传统、反腐倡廉、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生动实践，多报道广大党员干部一心为公、求真务实、与时惧进、开拓创新的时代风采。深入宣传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严惩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重要举措，宣传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开展反腐败工作的成果和经验。
围绕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等重大问题，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研究的宣传，宣传党的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基础等方面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三、深入宣传科学发展观，积极引导社会舆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要大力宣传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意义，宣传中央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决策部署，宣传各地区各部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进展，宣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大力宣传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思想，宣传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各项政策措施，充分反映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宏观调控、推进改革开放、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新举措、新成效，宣传一批好经验、好典型，组织开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型系列采访活动。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宣传，充分报道东部地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协调发展的新成效，及时反映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可喜成果，做好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宣传引导。大力宣传“五个统筹”、“五个坚持”，宣传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各项措施。大力宣传各地各部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生动实践和成功经验。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精心组织好“东部新跨越”、“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大型系列采访报道。要充分报道各条战线的建设成就，宣传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进展，宣传我国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形势。
认真做好和进一步改进党和国家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的报道。精心组织好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的宣传报道。做好重大事件特别是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加大对社会热点的正面引导，积极促进社会稳定。开展积极有效的舆论监督，强化解疑释惑功能，理顺群众情绪。
四、突出抓好广播影视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统一思想，尊重差异，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要充分发挥广播影视作为国家主流媒体的引导作用，宣传报道好在全国城乡集中开展形势政策教育活动。要注意做好重大改革举措的宣传解释工作；坚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教育，开展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加强和改进法制宣传教育。宣传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动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倡导基本道德规范。
要积极推进广播影视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认真落实2005年地方广播电视机构开办少儿频道、频率和少儿栏目、节目的工作任务。加强对已经开播开办的少儿频道（频率）和少儿栏目（节目）的建设和管理；加强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的建设。要进一步加大净化荧屏声频的工作力度，坚决纠正节目主持人在着装、发型、语言以及整体风格方面低俗媚俗现象，切实加强对引进的境外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的管理力度。要进一步促进动画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要在充分调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抓紧制定促进我国影视动画产业发展的新政策。要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儿广播影视节目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抓紧研究制定扶持少儿节目制作生产的政策和规划，促进全国少儿广播影视节目的健康快速发展，解决目前地方电视台少儿节目源紧张的问题。
要集中宣传一批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可亲可信可学的先进典型。精心组织好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长征70周年宣传报道活动，做好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活动宣传，做好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80周年和《共和国脊梁》“五一”晚会宣传报道，加大爱国主义教育力度，营造“学习劳模、尊重劳模、关爱劳模、崇尚劳模、争当劳模”的良好舆论氛围。
要以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为重点，继续做好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宣传报道。宣传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文明风景区的评选表彰。深入宣传推进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宣传实施“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
五、推动优秀广播影视作品的创作生产，提高服务质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努力实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深入基层、深入生活，面向群众、面向市场，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多出精品，多出人才。广播电视文学、戏曲、音乐、广播剧、电视剧、文艺晚会等节目，要反映时代精神和时代潮流，弘扬高尚情操、美好心灵和火热情怀，以生动感人的现实题材作品教育鼓舞广大干部群众，同时要通过多姿多彩的广播影视节目，丰富繁荣荧屏和声频，满足全社会多方面、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各级电台、电视台要实施精品工程，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广播影视文艺作品。各级广播电视机构要着力建设精品频道、精品栏目、精品节目、精品电视剧等。省级以上电台、电视台第一套节目要努力办成精品频道，其它频道要逐步实行专业化和对象化。影视剧创作要把着力点放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把握导向，促进繁荣，规范市场，推出精品。要高度重视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创作把关，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尊重基本史实，弘扬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不允许编造历史、歪曲历史、“戏说”历史。严格执行题材申报制度、审查制度，净化银幕荧屏。
要大力推动优秀广播影视作品的创作生产和传播，认真做好重大节庆、纪念日的重点作品创作规划，围绕重要纪念活动，推出一批歌颂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光辉业绩的优秀作品。完善鼓励优秀广播影视作品创作生产和传播的政策措施。重点扶持农村题材、少儿题材广播影视作品的创作生产和传播。规范改进广播影视全国性评奖工作。加强和改进广播影视文艺出版评论工作。
六、增强广播影视对外宣传的实力和影响力，树立我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
要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对外宣传工作，以我为主，以正面宣传为主，用事实说话，内外有别，外外有别，注重实效，加强协调，打好主动仗，争取主动权，统筹和整合广播影视外宣资源，形成外宣合力，全面客观地向世界介绍中国，让中国的声音传向世界各地，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要积极向世界介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进程，宣传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进展，准确阐释我对外方针政策和对重大国际、地区事务的主张。做好对外新闻发布和涉及我国的突发事件的宣传报道。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国际多边活动的公关宣传。积极做好港澳广播电视媒体的团结、争取和舆论引导工作。大力宣传“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针对敌对势力在人权、台湾、宗教、西藏、“东突”、“法轮功”等问题上的歪曲和攻击，针对“中国威胁论”等谬论，开展国际舆论斗争，澄清是非，维护国家形象。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和对外宣传工作。充分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突出成就，及时报道国际国内重大新闻事件，准确反映我国政府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改进对外宣传报道的方式、方法、手段，充分考虑境外受众的需求和习惯。
要把对外宣传与文化及其他领域的对外交流结合起来，广泛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领域的对外宣传活动。要整合广播影视宣传力量，精心打造对外广播影视交流品牌，吸引外国人广泛参与，扩大国际影响。大力实施广播影视对外宣传“走出去”工程，抓好境外落地工作，促进广播影视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鼓励创作和研发健康向上的广播影视网络产品。
七、切实加强广播电视访谈类节目和现场直播类节目的管理。
要加强对访谈类节目的选题设计、嘉宾选择、主持人引导等方面的工作。谈话类节目要强调政治导向、强调社会责任、强调宣传纪律；要对访谈嘉宾进行严格的筛选，凡有错误思想倾向问题的人，所有节目一律不得采用；谈话节目的选题和主题，要观点正确，主题鲜明；节目播出前要把好审查关；重点节目要由上级主管负责人批准才能播出。要严格执行有关现场直播节目管理规定，电台、电视台所有直播节目，必须按规定使用延时装置；对于重大活动、重大新闻事件、重要赛事的直播，以及有听众、观众参与的直播节目，在发生政治、技术、安全事故时，要及时处理，不得将发生错误的节目播放出去；重大现场直播节目，要设立严格的安全检查制度；加强责任追查制度，对违反有关规定的部门、节目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加大处罚力度。
八、贯彻“三贴近”原则，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体制和机制，增强广播影视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必须以“三贴近”为突破口，积极推动广播影视宣传工作改进创新，切实坚持并贯彻落实“三贴近”原则，把“三贴近”作为所有广播影视节目的根本性指导原则，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丰富的内容和有效的形式统一起来，进一步增强广播影视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要按照“三贴近”原则，创新广播影视各类节目内容和形式。新闻节目要严格按照中央精神，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改进突发性事件报道，增强新闻报道的时效性；进一步拓展新闻报道内容，增加信息量；进一步改进成就宣传和典型宣传，把话筒镜头多给群众，让群众容易理解，便于学习。专题节目要做好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增强服务性，加强互动性，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文艺节目要弘扬民族精神、反映现实社会生活、讲述人间真情，通俗易懂，让群众喜闻乐见。要充分发挥广播影视的特点和优势，充分挖掘广播影视表现手段，改进创新节目形式，要积极采用现场直播、随时插播、滚动字幕、电话连线、热线直播等节目形态，不断引进、改进、丰富节目形态；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不断改进广播影视节目；要注重节目包装，做好节目宣传推广。要建立健全落实“三贴近”的行政领导机制、宣传管理机制、业务运行机制、激励机制、奖惩机制等。
九、做好舆情信息工作，完善广播影视宣传管理，牢牢掌握广播影视宣传工作的主动权。
继续贯彻落实好中办发〔2004〕29号文件精神，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坚持以管理促繁荣、促发展，坚持守土有责，加强依法管理、科学管理和有效管理，决不给违反宪法和法律的错误思想观念提供传播渠道。
要切实加强广播影视网络宣传阵地建设，加强对广播影视工作动态、新闻舆论、创作倾向、社会舆情、网上舆情和广播影视战线重要工作动态的收集和分析，及早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预测趋势，分析影响，提出对策。落实“谁主管谁负责”，落实属地管理，办好广播影视新闻网站，壮大广播影视网上评论队伍。广播影视互联网络已经成为广播影视宣传的新阵地，要加快建立广播影视互联网络管理法律规范，加快建立广播影视互联网络的行政监管体制，加快建立广播影视互联网络的行业自律体系，加强广播影视互联网络的技术保障和管理。要完善广播影视网上宣传、评论队伍，积极占领广播影视网上宣传阵地，扶持重点广播影视网站，形成广播影视网上正面舆论的强势。要加强广播影视网上舆情收集工作，研究分析广播影视网上舆情产生的原因、发展趋势及社会影响，提出舆论引导建议。要积极组织开展网上广播影视舆论斗争，加强正面舆论宣传，坚持弘扬主旋律，对错误的思想政治观点和言论，理直气壮地予以批驳，掌握网上舆论工作的主动权，及时封堵和删除有害信息。
要进一步加强广播影视报刊管理工作，落实重大选题备案制度、审查把关制度、违法违纪处理规定，加强对广播影视出版物的事前审查。建立健全音像制品出版、发行业务档案，确保出版物的正确舆论导向。坚持三审三校制度，严格把关，加强管理，确保广电系统的报刊、杂志、图书和音像制品不出现噪音、杂音，与中央思想理论领域的宣传精神保持一致。
十、利用高新技术手段完善监管机制，进一步加强各项宣传管理工作。
健全管理体制、管理格局和管理网络。要进一步强化监管意识，强化依法监管，强化有效监管。要切实提高对广播影视宣传监督管理意识，切实加强广播影视宣传监督管理工作的制度化建设，确保宣传监督管理的有效性。要坚持和完善宣传管理各项制度，建立一套规范、系统、科学的监管体系，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轨道。要明确职责，强化分级负责、属地管理；要健全体系，进一步完善题材规划、收听收看、视听评议、境外节目监看、播出机构监管、视听节目监控等宣传监管体系；要突出重点，紧紧抓住正确导向、安全播出、市场准入等宣传管理重点；要创新方式，积极采用高新技术，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和手段，推进宣传监管工作的现代化。要完善广播影视宣传工作预警机制、反馈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完善通气会制度、联系会制度、阅评制度、谈话制度、违规违纪警告制度和内部通报制度。推动广播影视行业协会转变职能，完善行业自律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