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件事实及对其的分析
2009年7月12日20时许，被告人张某向付某追讨付某赌博向其借的高利贷债务，两人因此发生争执，付某打了张某一拳。张某不服遂打电话给被告人高某让高某帮（以打架斗殴帮人讨要债务为业）其讨要债务，高某又找了谢某、李某、袁某等数十人，以索债为由约付某到A市电信楼门口谈一谈。付某担心对方对自己进行殴打，就叫了杨某（以打架斗殴帮人讨要债务为业，并与被告人高某有过节）等人。付某、杨某等人到达约定地点时，看对方人员太多，杨某一人下车，其他人员开车逃跑。杨某下车后，与对方发生斗殴，身中数十刀，胳膊被砍断，内脏外出，法医鉴定是因失血过多导致休克性死亡。案发后，被告人张某、高某、谢某、李某、元谋等人逃跑。数月后，被告人张某归案，A市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十二年。被告人张某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以聚众斗殴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八年。数月后，被告人高某归案，A市检察院以聚众斗殴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一审法院以聚众斗殴罪判处被告人高某有期徒刑九年。
本案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是本案的定性问题，即是聚众斗殴还是故意伤害或者是故意杀人，如何认定与区分？其次：本案中谁是首要分子，谁是主犯，应该怎样区分其各自的刑事责任，即量刑。第三：在其他犯罪嫌疑人在逃的情况下，对在案人员定罪量刑产生的影响如何处理？在逃人员归案后，如何衔接？归根结底本案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认定聚众斗殴罪的转化犯。
二、对聚众斗殴转化过程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的分析认定
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多次聚众斗殴的；（二）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社会影响恶劣的；（三）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要道聚众斗殴，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四）持械聚众斗殴的。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从罪状的角度分析，我国刑法对聚众斗殴罪的规定属于简单罪状，认定起来比较简单，但是该罪的难点和争议点在于第二款的转化，即在聚众斗殴过程中出现重伤、死亡的结果时如何定性的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都未达成统一的认识，认识的不一致导致了实践中同案不同判，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上的混乱。所以分析聚众斗殴的转化问题对司法实践有一定的意义。
转化犯，是指行为在成立基础犯罪之后又具备了另一密切的相关的更为严重的犯罪构成或者其他事实特征，刑法明文规定按后一较重的犯罪论处的犯罪形态。[1]其实学界关于转化犯的定义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普遍认可的我国现行刑法的八种转化犯中，《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是比较典型的一种。其在转化的原因、转化的时间和空间、转化的范围、转化的罪过内容上都有其自身的特性。
（一）转化定罪的核心在于转化罪成立的原因
学界关于转化定罪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罪质转化的条件是某种“事实因素”的出现，且无论行为、行为方式或者后果，只要其足以改变行为的性质，都可以成就转化犯的基本要素。[2]第二种观点认为行为人主观方面是不确定的故意的观点，在这种概括性故意的支配下，行为人实施的行为造成某种犯罪所要追求结果的，即发生了犯罪的转化。[3]第三种观点认为引起本罪向转化罪的事实，必须同时符合转化罪主观要件的诸项事实。[4]这三种观点都根据刑法的一些理论提出自己的主张，但是结合现行刑法的体系性规定及司法实践，笔者比较赞同第一种观点。其理由如下：首先，只有在聚众斗殴过程发生重伤、死亡的结果才可能存在转化的问题。重伤、死亡的是发生转化的前提，没有该结果就无所谓转化，直接依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一款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便可。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必然是由于有人实施了致其重伤或者死亡的行为，而该行为必然是在某种意识的支配下完成的，从该种意义上说，以结果转化定罪，并不违反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其次，刑法第二百九二条的规定没有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重伤、死亡的故意。第三，有利于司法实践的操作。以结果转化定罪，并结合我国刑法总则对违法的阻却事由的规定将不能转化定罪的排除，可以科学简便的操作。我们这里所说的以结果转化定罪是立足于刑法的规定本身和司法实践的需要，此种划分更大意义上是出于举证责任的考虑。相对于司法机关，行为人对自己的切身利益更关心和在乎，也对犯罪发生时的状况更清楚。他们对自己无罪、最轻的证据既有举证能力，又有举证积极性，所以对有重伤、死亡的结果，但却不转化为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的罪的证据方面，行为人举证有着天然的优势。聚众斗殴是参加人员比较多的共同犯罪，共同犯罪人之间总是出于对自身或者其所在一方利益的考虑，互相推诿，这往往就导致了具体责任的模糊性。拿上面所列的案例出发，张某归案后，称自己当时在作案现场100米外，其对犯罪过程并不知情，可能是高某等人实施的，但具体是谁，其并不清楚。高某归案后，辩称自己没有动手，是其他人动手的，但是具体是谁自己因为当时场面太乱也没看清楚……被告人很大程度上是故意回避司法机关的侦查。假如以结果成立转化犯罪的话，行为人对自己不成立犯罪的证据是有举证责任的，其至少不会为了包庇别人而含混其辞。假如真有一种查不清、道不明的状况存在，也是其共同行为导致的结果，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追究其刑事责任，也是符合刑法规定和立法精神的。当然此处我们并不是将举证责任倒置，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而是富于他们更好的辩论权。
（二）转化定罪主体的认定
转化定罪主体的范围却争议颇多。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全案转化，即只要聚众斗殴造成了重伤、死亡的后果，所有参与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与积极参加者均应转化定罪；[5]第二种观点认为致害方全体转化的原则，该观点认为大规模的斗殴往往发生重伤死亡的结果，其他参加者应当预见该共同犯罪的后果但只顾一味制服对方而采取放任的态度，因此全部转化不存在违背主客观一致原则；[6]第三种观点认为在聚众斗殴中，部分成员或某一个人实施了超出全体成员故意范围的犯罪行为，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应坚持罪责自负得原则，由具体实施行为人承担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仅将直接实施加害行为的人转化定罪。[7]第四种观点认为聚众斗殴罪是基于发生了严重后果而转化，不是实质意义上犯罪构成的转化，其转化罪不具有完整的犯罪构成的特点决定是否成立转化罪共同犯罪，应当以因果关系为依据。[8]以上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学术争议问题，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应该坚持致害方转化的原则，但并不是任何情况下致害方所有人员都需转化，在有证据证明是部分成员或者某一个人实施了超出全体成员故意范围的犯罪行为时，应由该行为人承担故意范围之外的刑事责任，这比较符合我国刑法的罪责自负原则和罪行相适应的原则。但是，正如同我们上面所说的，聚众斗殴罪是参与人员较多，犯罪时场面比较混乱，故意内容很多时候并不明朗，这就给刑事责任的划分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而这恰是聚众斗殴中转化问题的难点所在，也是我们讨论的价值所在。
1、聚众斗殴中直接实施致人重伤、死亡后果的行为人应当按故意伤害、故意杀人定罪量刑。这种认定是学界和司法实践中一致认可的情况，符合罪责自负的原则。
2、关于首要分子对致人重伤、死亡后果的刑事责任问题。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所谓“组织”是指有目的、有计划地将分散的人员安排起来使之成为某一特定的集团或者主体。所谓“策划”是指为实现目标而制定方案、进行部署安排。所谓“指挥”是指指使、命令、全面的调度，具体到聚众斗殴罪中，指挥作用主要是指发号施令、命令、分配人员参加斗殴。据此，在上述案例中，被告人张某打电话给高某的行为，高某再纠集他人的行为都应是“组织”的行为，应认定为首要分子，但是首要分子是否是主犯，还必须根据本案的其他情节加以认定，两者之间不能简单的划等号。对于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应分一下几种情况加以认定：
（1）首要分子直接实施致人重伤、死亡后果的情况下，对首要分子按故意伤害、故意杀人定罪量刑。假如本案的张某如果实施了致被害人杨某死亡的行为，对其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首要分子没有直接实施致人重伤、死亡的行为，但在组织、策划时主观故意内容明确，这时发生的致他人重伤、死亡后果时，对首要分子按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的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本案的张某在电话中授意高某将杨某一方的人员往死里整，或者说让高某尽情发挥，一切后果由其承担，此种情况下，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张某的刑事责任。
(3)首要分子没有直接实施致人重伤、死亡的行为，预谋时对于是否追求致人重伤、死亡的故意也不明确，如果首要分子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有效排斥致他人重伤、死亡的结果发生时，应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追其刑事责任。因为聚众斗殴参与人员多，场面比较混乱，首要分子应当预见到其一旦组织人员聚众斗殴，场面其可能控制不了，其对此有预见的能力和预见的义务，对于这一义务的违反，理应根据共同犯罪的部分犯罪共同说的原理追究其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如本案中的张某在其供述中辩解，其没有参与聚众斗殴，案发当时其在距离一百米外的车上，其辩解显然不能成为其不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张某的行为其实是对其他行为人的行为的以一种放任的态度，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其在主观上是一种间接故意，应对其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4)如果有证据证明被害人重伤、死亡的结果是其他行为人超出共同故意而单独实施的行为造成的被害人重伤、死亡的结果，首要分子对此不承担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如上述的案例中，被害人家属称被告人高某曾与被害人杨某有过节，曾扬言要杀害杨某，如果查证属实，被害人杨某死亡的结果确属高某的个人行为所致，那么首要分子张某不承担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
（三）其他嫌疑人在逃情况下的问题
在上述的案例中致害方除了首要分子张某和一名积极参加者高某在逃数月被公安机关追捕归案后，其他人至今仍在逃。一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12年，被告不服上诉，二审法院以聚众斗殴罪判处被告张某有期徒刑八年。高某归案后，检察院以聚众斗殴罪起诉，法院以聚众斗殴罪定罪量刑。被害人家属不服，提请检察院抗诉，但是司法机关人员的答复是“因为其犯罪嫌疑人在逃，其中一些案件事实无法查清，这个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作出的对被害人家属不利的判决。但是其他人不可能逃一辈子，总有归案的一天，总会查清是谁打死被害人，……”司法机关人员的答复似乎语重心长，又有很多无奈。事实上，在很多聚众斗殴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因各种原因不能同时到案，实践中为避免案件久拖不决，通常对已经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先行审判，对在逃同案犯另作处理。因为聚众斗殴罪与人员多，场面比较混乱，对先归案判决的，又因为缺少其他在逃人员的供述，无法查清是谁直接实施了致害致死行为，以致司法人员不能适用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来处理相关问题。而犯罪人的行为确实符合聚众斗殴罪的构成要件，司法实践中为了防止案件久拖不决，通常都是直接适用第二百九二条定罪处罚，这样必然造成司法不公，被害人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所以对此问题还需在实践的基础上多做些理论调研才可以有定论。
三、结语
聚众斗殴罪的转化问题较为复杂，理论界众说纷纭，实践中的做法也大相径庭。如何处理相关问题，需要立法者和司法者的共同努力。笔者在此提出几点建议：1、加深、加大理论界与实践界的互动调研。我国在调研工作方面存在加大的问题，诸如调研的动机与目的、调研的物质保障，但最大的问题是调研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我国司法队伍的理论水平总体偏低，其在某种程度上缺少调研的能力。故此，笔者认为应该加大理论界与实践界的沟通与互动。2、司法信息与资源的公开与整合。我国是成文法的国家，成文法有其自身的优点，但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成文法最大的缺点就是其规定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比如我国刑法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这就需要我们对其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怎么样的解释才算合理？就像文中此种有争议的案件，最高法院应收集此类案例进行汇总，包括法院的判决、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解、被害人及被害人家属的观点，及具有代表意义的媒体的观点。将这些信息汇编并公开，以便于社会大众的查阅与分析。这是一个意义和工作量同样大的工程，是否可行，还得经过实践的考验。3、司法人员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和业务水平。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的问题，归根揭底是司法人员自己的问题。法律适用不正确，很大程度说明了我们司法人员自身的素质不过硬，司法人员应该不断的提高自身的理论素质和实践操作能力，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参考文献：
[1] 张小虎：《转化犯基本问题研究》，《现代法学》2003年第6期。
[2] 周少华：《现代刑法中的转化犯之立法检讨》，《法律科学》2000年第5期，第108页。
[3] 童志兴：《试论聚众斗殴罪的转化》，《人民司法》2001年第11期，第11页。
[4] 肖中华：《试析聚众斗殴罪中的转化犯》，《法学》2002年第11期，第33页。
大兴安岭地区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加快发展的实施细则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
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关于印发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加快发展实施细则的通知
大署〔2010〕154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林业局，地林直、中省直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黑政发〔2010〕1号）精神，现将《大兴安岭地区行署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加快发展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0一0年十二月三十日
大兴安岭地区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加快发展的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黑政发〔2010〕1号），促进我区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加快发展，特制订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以解放思想为动力，消除影响我区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的各种思想观念束缚和体制机制障碍，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作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提供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解决就业的重要渠道、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全力以赴“放手、放开、放活、放宽”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加快发展。
第二章 引导全民创业，大力实施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成长工程
第三条 积极鼓励全民创业。各级党委、政府要引导社会各界人士增强创业意识，形成党委重视、政府支持、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良好创业氛围，推动全民创业深入开展。以扶持创业者、个体工商户和小企业做强做大为重点，发挥科技对创业的引领作用。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创办小企业、开发新岗位，以创业促就业活动，降低创业门槛，放宽创业领域，鼓励创业者进入我区接续产业发展的各个领域。
第四条 放宽企业名称登记条件。对符合公司登记条件的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按照企业名称登记有关规定，鼓励冠用“大兴安岭地区”或“大兴安岭”字样。鼓励支持兴办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企业，对符合企业集团设立条件的，工商部门指定专人提供全程政策咨询、登记指导，直至集团设立完毕，正常运转。
第五条 采取有效措施扶持创业。设立地级创业（孵化）
基地，行署制定《大兴安岭地区创业（孵化）基地管理办法》，建立满足各类人员创业需求、投资小、见效快、产业集聚的创业（孵化）基地。对进入创业（孵化）基地，创业成功率高、拉动就业明显、科技含量高、年缴纳税金10万元以上的优秀创业者经考核评比同级财政给予5万元的奖励；对获得省中小企业（孵化）基地命名的，同级财政每年给予10万元补贴；对获得地级中小企业（孵化）基地命名的，行署每年给予5万元补贴。
第六条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在不影响本职工作前提下，可以到企业兼职，自愿辞职到企业工作的，按人事管理权限经批准同意后，可在3年内保留编制和人事关系。辞职到企业工作的，原工龄视同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机关中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干部自愿申请到企业工作的，按干部管理权限经批准同意后，可在2年内保留编制和人事关系。自愿辞职办企业的，按有关规定经过审批，同级财政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20万元。
第七条 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鼓励科技人员领办和创办科技型企业，推动科研成果在中小企业转化。科技人员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可根据个人专业特长和企业需求，采取自愿报名、双项选择的办法，下派到企业开展兼职科技帮扶工作。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科技负责人，属于股份制企业的给予其转让项目10%的股份，属于其他企业的，年给予其转化项目产生利润10%的分成。同级财政按第一年缴税额度地方留成部分的20%给予科技人员一次性奖励。
第八条 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对本科以上高等院校毕业生到我区自主创业并担任独立法人的大学生，同级财政给予小额贷款支持。对大学生自主创业企业优先安排进入省、地创业（孵化）基地，并给予使用厂房减免租赁费优惠政策，减免的租赁费由同级财政补贴1年。
第九条 培育扶持规模企业。对有发展潜力并接近规模企业条件的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由主管部门纳入发展规划，采取管理咨询、跟踪服务。省、地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要重点向列入规模企业计划的非公有制企业倾斜。金融部门要降低门槛，加大向规模企 业贷款支持力度。积极创造条件培育和扶持非公有制企业尽快进入规模企业行列。
第十条 建立创业服务体系。吸引战略投资者、社会资金、民间资本组建以服务成长型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为主的创业投资基金。积极引导国内外创业投资机构来我区开拓业务。依托现有工业园区和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建立地县两级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培养外聘创业辅导师和辅导员队伍，制定《大兴安岭地区创业产业指导目录》，编制《大兴安岭地区创业项目指南》，设立创业服务网络平台，为创业者提供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持。
第十一条 营造良好创业氛围。加大宣传力度，弘扬创业精神，通过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媒体开辟创业栏目，传播创业文化，宣传创业典型，提供创业信息。形成“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干部创事业”的全民创业氛围。重视创业教育，增强创业意识，在职业院校和各类培训机构中开展“创业讲座”、“创业项目推介”、“创业成果展示”等活动，激发在校学生和各类劳动者的创业愿望，拓宽创业思路。由主管部门举办的各类创业培训班费用由财政列支。
第三章 加快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第十二条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全力推进“六大产业”发展。全力推进矿产开发业，放手发展旅游业、深层次开发绿色食品加工业、做精做专林产工业、科学发展特色养殖业、深入开发北药产业。坚持由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变。积极支持具备资质的非公有制企业依法平等取得矿产资源的探矿权、采矿权，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商业性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
第十三条 引导企业集聚发展。以工业园区和创业（孵化）基地为载体，以特色产业为基础，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向集约化、规模化、集群化发展。实行产业化经营，提高专业化协作水平，延长产业链，鼓励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小企业发展。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小企业要做好产业化龙头企业下游产品的配套生产和技术合作，实行“一张订单大家用”，建立稳定的产供销和技术开发等协作关系，形成产供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集群产业格局。
第十四条 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加大对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引导和支持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与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联合，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步伐。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支持非公有资本创办科研机构，对通过国家认定的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技术中心，行署给予30万元资金补助；通过省级认定的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技术中心，行署给予20万元资金补助；通过地级认定的科研机构给予10万元资金补助。
第十五条 加快企业管理创新。鼓励发展前景好的成长型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和有经济实力的社会自然人采取并购重组等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促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对并购重组国有企业的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和社会自然人采取“一事一议”形式给予并购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引导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探索先进管理模式，优化组织管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第十六条 推动企业技术改造。积极推进非公有制（中小）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加快技术改造。淘汰落后产能，促进节能减排技术、高效节能环保产品、设备的推广普及。对改造传统工艺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以及节能减排技术的非公有制（中小）企业，行署发改委、工信委、财政局、科学技术局等各有关部门向上争取的技术改造资金重点给予倾斜和支持。
第四章 切实缓解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第十七条 改善企业金融服务。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还款有保证、信用好的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给予贷款利率优惠。各商业银行制定专门的信贷业绩考核和奖惩办法，合理下放对非公有制（中小）企业贷款的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流程，提高贷款审批效率。建立金融服务激励机制。搭建政、银、企三方互信合作服务平台，通过网络和银企对接会的形式举办银企对接活动，实现非公有制（中小）企业资金需求与金融资本的有效对接。积极鼓励金融部门加大对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支持力度，行署每年对企业支持力度大、贷款额度高的金融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八条 扶持民间担保公司。加大民营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的支持力度，鼓励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组建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行署采取风险补偿的形式根据贷款担保的额度给予一定数额的风险补偿，3年内给予担保公司营业税、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全额返还。
第十九条 放宽贷款抵（质）押范围。对市场前景好、信誉度高的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给予贷款抵（质）押政策支持，积极开办商标专利权、知识产权、法人股权、出口合同订单、动产、不动产、库存产品等形式的抵（质）押贷款品种，各商业银行可按评估价50%以上额度给予放贷。
第二十条 拓宽直接融资渠道。积极开展非公有制（中小）企业上市推荐工作，加大上市后备企业培育力度。建立上市后备资源库，做到储备一批、改制一批、成熟一批、推出一批。行署主管部门要积极帮助企业开展上市辅导和培训工作，帮助企业剥离和消化不良资产。
第五章 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财税支持力度
第二十一条 加大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地、县两级设立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各级专项资金每年按不低于非公有制经济税金增幅的比重递增，重点用于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新建项目、技术改造、技术中心建设、新产品研发、新技术引进、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对外开拓市场、人才培训等。专项资金采取无偿资助和贷款贴息的形式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发展。县级未设立专项资金的，地区专项资金不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落实减、免税收政策。对符合国家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条件的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实行核定征收所得税，对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由同级财政部分返还或全额返还。对入驻工业园区、符合我区产业政策的新办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缴纳的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地方留成部分，自投产年度起前5年由县（区）政府按50%奖励企业。
第二十三条 给予技术创新企业税收扶持。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固定资产投入在1000万元以上的新办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科技创新项目或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企业缴纳的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地方留成部分，自纳税年度起，前3年由同级财政予以50%奖励企业 。
第二十四条 加大企业品牌战略推进力度。鼓励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对获得中国名牌产品或获得国家行政认定的中国驰名商标产品，行署给予人民币50万元的奖励；对获得省名牌产品或获得省著名商标的产品，同级财政给予如下奖励，其中：企业年度缴税额度100万元以上的奖励20万元；年缴税额度50万元以上的奖励10万元；年缴税额度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给予5万元的补贴。
第二十五条 给予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土地优惠政策。凡在我区新建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按国家规定缴纳土地出让金，待项目开工建设后，由收缴土地出让金受益地政府给予适当补贴。
第二十六条 积极引导企业开展管理体系认证。对获得管理体系认证的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同级财政给予补贴50%的认证费用；对获得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的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奖励5万元。
第二十七条 支持企业绿色有机产品认证。对非公有制（中小）企业获得国家“AA”级绿色食品认证或获得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同级财政给予一次3万元的补贴。对通过省新产品鉴定的，行署按评鉴定费用的50%予以补贴。
第二十八条 支持企业加强诚信建设。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开展信用等级评定工作，凡经国家资质部门评定获得A?级（信用良好标准）以上信用资质的企业，同级财政部门给予企业补贴2/3的评审费用。
第二十九条 支持中小企业网络平台建设。加大地县两级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网络平台建设，地、县两级网络平台维护及运行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六章 支持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
第三十条 提高企业参与政府采购份额。地、县两级财政部门制定政府采购目录。各级政府在采购活动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采购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产品。
第三十一条 提高企业市场开拓和对外合作能力。积极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推广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经营方式，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参加行署组织的各类经贸洽谈会和产品展销会，同级财政给予参展企业展位费的全额补贴，给予布展费的部分补贴。充分发挥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网络平台的作用，为非公有制（中小）企业设立市场需求、产品推介专门网页，无偿为企业制作网页提供市场供求信息。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 （中小）企业实施“走出去、引进来”战略，切实提高企业对外合作能力。积极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充分利用我区的资源优势引进世界500强，开拓国际市场。积极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充分利用我区的地缘优势发展对俄经贸合作。对成功开展对俄贸易的企业，行署按出口创汇额的1%给予奖励。
第七章 提高为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的服务水平
第三十二条 建立统一审批与服务制度。涉及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注册登记、项目建设以及企业入驻各类园区的审批事项，全部纳入地区行政服务中心实行一条龙服务，推行“首办负责制”和“限时办结制”。各成员单位对审批事项依据相关规定的工作时限办结，无答复意见的视为同意。
第三十三条 实施重点企业挂牌保护制度。依据《 大兴安岭地区重点非公有制企业挂牌保护实施方案》的规定，对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重点骨干企业纳入重点保护范围，与招商引资企业享受同等待遇。任何单位与部门到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检查工作，除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执法活动外，必须经大兴安岭地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行署工信委)批准，否则企业有权拒绝检查。
第三十四条 扶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鼓励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中小企业通过开放实验室、专业化设备，实现高端检测设备资源共享，为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提供产品信息、产品设计、研发试验、产品检测、人才培训等服务。对通过省认定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在积极向省申请专项资金支持的基础上，行署给予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10万元的补贴。
第三十五条 大力培育社会服务机构。加大公共财政对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担保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要不断创新服务产品、提高服务质量，有效为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提供服务。
第三十六条 发挥企业维权的作用。积极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协会建设，架起政府与企业联系的纽带和桥梁，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协会发挥维权作用，增强企业自律意识。地区中小企业协会举办的重大活动，行署给予活动经费支持。扶持发展行业协会，对新 兴产业、优势产业建立行业协会 ，在发展过渡期间，行署给予必要的扶持和经费资助。
第八章 提高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综合竞争力
第三十七条 加大企业人才培训力度。实施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培训工程，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国家银河培训工程，加大企业家培训工作力度，行署每年投入不低于20万元，对非公有制（中小）企业高管人员进行创业培训辅导，组织企业法人代表赴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干部学院、省委党校进行高层次的培训；聘请专家学者到我区进行专题讲座；组织企业家赴经济发达地区学习考察和挂职锻炼。
第三十八条 加大企业人才引进力度。通过人才招聘会与网络招聘等形式，积极为企业引进各类人才提供服务平台 。由工信委、教育局牵头每年组织职业学院、技工学校、职业技术学校与企业举办人才供需见面会;根据我区产业发展需要企业与职业学院、技工学校、职业技术学校签订人才需求订单，有计划地培养企业适用人才；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人才流动。
第三十九条 选派后备干部到企业挂职锻炼。由地委组织部、行署工信委牵头每年组织一批思想作风好、专业能力强、管理水平高 的处级后备干部下派到重点非公有制（中小）企业进行为期一年的挂职锻炼。在挂职锻炼期间做到“四到位”：培养锻炼保障措施到位、组织部门跟踪监督到位、挂职干部转变角色到位、挂职企业创造条件到位。对尽职尽责为企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后备干部，地委、行署给予表彰奖励，做为提拔重用的重要依据。
第四十条 实行《收费监督卡》管理制度。物价部门要对收费项目和标准进行清理，重新编制《收费监督卡》，凡未列入的收费项目坚决予以取消，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加重企业负担的行为。对没有按照《收费监督卡》标准进行收费，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有权拒交；对无法律和政策依据的强行摊派、强行征订，企业有权拒绝；对自立收费项目，随意提高收费标准的，物价部门要严肃查处。
第四十一条 引导企业依法经营。提高非公有制 （中小）企业自身素质，不断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坚持依法经营，照章纳税；服从国家的宏观调控，严格执行有关法规，自觉遵守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有关规定；强化生产、营销、质量等管理，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如实编制财务报表。
第九章 建立健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激励与保障机制
第四十二条 建立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统计制度。地区统计局会同地区工信委等部门，建立和完善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的分类统计、监测、分析与发布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发展规划、产业政策、主要经济指标、行业动态等信息。
第四十三条 建立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激励评价制度。制定《大兴安岭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考核奖励办法》，行署每年召开一次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表彰奖励大会，重点表彰奖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的先进县（区）局，纳税大户以及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涉企部门和先进工作者。
第四十四条 组织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开展评议政府部门活动。行署工信委每年组织非公有制（中小）企业代表开展一次评议政府部门活动，委托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组织企业家代表对地直、中省直有关部门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发展情况进行总体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地直机关年度目标考核和政风行风评议的内容之中。
第四十五条 切实提高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社会地位。加强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党建工作，建立健全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党的基层组织，充分发挥企业基层党组织的监督保障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依法建立工会组织，推进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增加非公有制（中小）企业代表在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比例，邀请非公有制企业家代表参加各级政府召开的重要会议和政府组织的考察活动。
第四十六条 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的领导。强化地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职能，协调解决全区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各级政府要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主管部门，负责日常工作。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和推动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更好更快发展。发挥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作用，建立健全非公企业工会组织，引导企业开展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活动。
第四十七条 充分发挥工商业联合会的作用。要充分发挥工商联在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方面的助手作用，全面推进我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充分发挥工商联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中的“主渠道”作用，不断提高企业人士参政议政水平；充分发挥工商联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第十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强化政策督办机制。各有关部门要按各自的职责，搞好政策落实，提高服务质量。地委、行署督办部门要加强政策落实情况的督办检查，每季度通报一次有关部门对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使之真正形成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第四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在本地区内从事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的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股份合作制非公有制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招商引资非公有制企业。
第五十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执行，《大兴安岭地区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大办发〔2009〕31号）同时废止。本实施细则由行署工信委负责解释。
